胡耀邦晚年为何尽量回避邓小平和陈云?(图)


胡耀邦与邓小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胡耀邦与邓小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胡耀邦出生在湖南浏阳,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多次揪斗,后被定为“三反分子”,下放到黄湖“五七”干校,被当时的军代表分配进行劳动改造。近日,有媒体披露,胡耀邦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及其晚年时,对中共生活会的“揭发批判”心存余悸和恐惧。

胡耀邦文革中的悲惨经历

据海外媒体报导,“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团中央受到冲击,胡耀邦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其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报导称,当时军代表把胡耀邦放在1连,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士兵,加强对其“三反分子”的“改造”。

据与胡耀邦在黄湖共事的人回忆,当时在黄湖,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有2000人,住房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官员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和浑身疼痛。这对于像胡耀邦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人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可想而知。胡耀邦对于军代表定性其为“三反分子”后,心里一直不服,他当时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要坚持劳动,每次外出劳动时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在“改造”期间,无论是运砖、拉石等体力活他都得干。据报导,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就多达7人。

当时的中共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三反分子”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年轻的“三反分子”,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相反,当时的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甚至还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打鸟、打鸭、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中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获“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

胡耀邦晚年时的恐惧

胡耀邦晚年,对中共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

胡耀邦最后一任政治秘书刘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披露,生活会后,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小平对他很冷淡。

文章称,胡耀邦在与刘崇文的日常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邓小平和陈云,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内心之恐惧感。

胡耀邦曾告诉刘崇文,有一次,他曾去拜访叶剑英,在他俩谈话时,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胡耀邦并不急于谈他想谈的那些敏感问题。

1989年3月,胡耀邦到北京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刘崇文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

同时,胡耀邦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胡耀邦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

胡耀邦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胡耀邦离开了人世。

刘崇文认为: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有分析认为,胡耀邦晚年时的恐惧感,来自中共的内斗与批判的阴影。

从中共上台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饱受中共政治的迫害,很多人都没能逃脱中共的魔掌,对中共的政治运动产生了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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