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如何处置暴力拆迁?(图)

2018-07-31 03:26 作者: 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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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宋朝拆迁有补偿。(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强制拆迁是最近几年网络比较热的词语,众目所见,纷纷扰扰,心中别有说不清酸甜的滋味。在城市发展和改建的过程中,拆迁在所难免,在政府公权力与百姓合法权益的博弈中,百姓往往处于劣势。

杀死“强拆”者不受惩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要用哪里就用哪里。随着古代法律的逐步健全,保护百姓合法居住权益的规定日趋完善,这一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所体现。

《西游记》中孙悟空用金箍棒将八戒老巢云栈洞洞口打得稀烂。八戒大怒,走出来如此责骂悟空:“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

故事虽是虚构,但其社会背景却是真实的。打破人家大门而入,历朝律法对此处罚甚严。中国多个朝代都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汉代禁止官吏夜入民宅,无故入人室宅庐舍,被主人杀死,主人无罪。

这一立法精神,后来唐、宋都两朝都基本继承下来。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大明律》就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

古代版“拆迁补偿条例”

不仅如此,宋朝甚至出台了古代版“拆迁与补偿条例”,比现代社会早了近千年。

北宋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置,或者货币补偿。实物安置: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

关于货币补偿的具体事项,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开封府房价的具体数值现在已难查实,但以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可推测一二。

苏辙贬官至循州(今属广东),当时朝廷规定,贬官不得借居寺院道观,苏辙只得用剩下的积蓄5万钱买民房大小10间。5万钱即50缗(贯)。当然像京城开封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必然是其数倍,但以171.16贯的补偿金额也能买到几间不错的房子。

“拆迁队长”镇关西的故事

虽然规定地很好,但实际上强拆的现象还是长期存在的,虽然强拆是官府极力打击的,但是由于涉及利益巨大,强拆一直都以一种半民间的形式存在,当然背后少不了那些权贵的影子。

比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新水浒传》中,将闻名遐迩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进行改编,被镇关西欺压的金翠莲一家变成了钉子户,“开发商兼拆迁队队长”的镇关西要买她家祖屋,当然给的价格相当低,金翠莲当然不愿意,结果金翠莲还被镇关西霸占了去,被逼签了卖身契。金翠莲与其老父沦落酒楼唱曲赚钱赎卖身契。

酒楼里,鲁达和史文龙在喝酒,突然看见金翠莲啼哭,询问缘由。鲁达表示要替金翠莲伸冤,于是找到小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则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镇关西盖商品房背后是有势力的,动不得。商品房中很多官员都有股份,小种经略相公也有股份,伸冤不成,才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曲。

虽然是改编于原著,但是这种情形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少见,阎王虽然吓人,但是对百姓的危害远远不及小鬼的难缠。虽是良法,但是有时落实不到百姓心里,与一纸空文无异。

顺治皇帝安置拆迁的良策

虽然古代是个极权社会,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

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当时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

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着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

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需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而且顺治几次强调关于对拆迁户的补偿事宜,一定要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

在像拆迁这样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中,百姓的私权显得羸弱,这时社会舆论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公元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抵抗瓦刺的侵略,于土木堡大败被俘,瓦刺军随之挟持英宗进犯北京。负责京城防务的官员想把九门外的民居房屋全部拆毁,以利防御。但是,没有获得补偿的百姓,都不愿意搬走。眼看军情紧急,官府派出大量兵卒,准备强拆百姓的房子。

眼看辛辛苦苦建成的房子将被拆毁,拆迁户们都团结了起来,以实际行动抵制强拆,他们背着行李铺盖,从九门涌入北京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人群。这支请愿队伍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很大的舆论支持。

接到隶属兵部的兵马司奏报,朝廷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强拆,另一派则认为此时正是局势危急、民心浮动的时候,如果再违背民意搞强拆工程,很容易影响稳定。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暂停强拆的观点最后占据了上风,强拆计划随之被废止。

强拆的历史迷思

拆迁者与被拆迁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必然的利益纠纷。如何解决这种纠纷,或者说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古往今来都是一件头疼事。在这个时候,强势的一方如果知道退让、知道体恤弱者的艰难,能够对弱势一方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事情处理得好,皆大欢喜。

可是强势的一方一味地恃强凌弱,一旦处理不好,一座被强拆的房子,就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药桶。对拆迁,怎能不慎之又慎?也许对于权贵来说,拆迁处理的过程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可是对比百姓来说,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孰轻孰重,值得每个时代的执政者好好地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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