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媒体(图)


潘永忠引用鲍彤的说法指,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图为邓小平和胡耀邦。
潘永忠引用鲍彤的说法指,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图为邓小平和胡耀邦。(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8月30日讯】中共一直是实行所谓“党管媒体”,中宣部统领之下,新闻媒体本没有什么自由度,但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新闻媒体曾一度有一个短暂的松动时期。法广专访指出,中国新闻媒体曾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一度复苏,但在“六四”后上台的江泽民时期大幅倒退,并进一步沦为中共迫害人权的工具和加剧了其进行造假宣传的功能,出现了许多怪现象。

8月29日,法广中文网刊发对《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作者潘永忠的专访。潘永忠谈及中共近四十年的前几任总书记任内的新闻媒体领域气象变化,以及其变化的政治背景。

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化领域也随之呈现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言论、自由写作,还是媒体宣传等方面,均纷纷显现“改革开放”的局面。但一场“六四”学运被镇压后,又发生了翻覆。

潘永忠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称“改革开放”之初那一段时期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时期”。

潘永忠对法广表示,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的自我评价是所谓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又是伟大转折点,又是历史新时期,而据前赵紫阳秘书鲍彤对该次会议的表述是,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被人为地挂上了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邓小平是贪天功为己功,成为所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据鲍彤说:会议原计划内容是华国锋、邓小平共同设定“两个凡是”的框框,邓小平提出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分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然而在会议期间,与会者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主要是胡耀邦、陈云等的发言,摆问题,谈冤案,提出多方面疑问,脱离了会议议题,三中全会完全失控。

胡耀邦的问题是:一、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覆查报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

陈云的问题是:一、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问题;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

会议远离了原定议程,是集中在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邓小平临时改变态度,让于光远重拟发言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言的核心“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原本是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核心内容未改,按了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题目。

而现在很多人都看到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比如会议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邓小平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因为邓是反右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份子个人平反,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邓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

会议也没有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另外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邓认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

潘永忠认为,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问题就更多。

比如胡耀邦、陈云谈的问题,基本上是中共官员的冤案,只是在维护执政集团自身利益。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

铭记历史,就要记录真实历史,汲取教训。潘永忠说,德国社会的反纳粹反战争,是从社会底层做起,他居住的德国乡村,有教会出版的《村庄史》,书中有一章节记录了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村庄每一个战争死难者名单,包括被流弹打死的3个孩童的名单。书中写到:记住这段痛苦历史,让我们村庄每个人惊醒:反对战争!

而中国发生了“五七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几千万死难者成为无人问津的冤魂孤鬼,没有记录,没有反思,没有追究,没有索赔,就不会惊醒清醒,

潘永忠归结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动乱的根源。胡耀邦、胡绩伟、朱厚泽、赵紫阳等中共高官,也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源还是中共自身的专制体制。

潘永忠特别谈到在前述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潘永忠说,当时的“伤痕文学”带动了“文革”后的中国文化苏醒。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而同样的问题是,这一文化现象也被归结为邓小平的功绩,归结为“三中全会”的影响。而事实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刊于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学》。卢新华的《伤痕》完稿于1978年初,同年8月11日获《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刊登。

另外,胡耀邦批示:让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复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当时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政论书籍,无疑是为文化领域的复兴,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

当时从近400本政治学术外文原版书籍中,挑选出167本翻译出版。出版书籍中还有《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The Great Fear:Stalin’s Terroro oft he 1930s)一书。

还有,由金观涛和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每年出十余本,五年共出了七十四本。丛书推出了一批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等理论新趋势。应该说这套书籍,在充实、丰富和启发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者,是时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倡导“三宽”政策。中宣部历来是中共极“左”势力的衙门,管辖着整个中国的舆论领域,但在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开启了一扇宽松之窗。

潘永忠说,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文革”后也开始逐步清新,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有了自中共建政以来突破性决定。

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社会各界要求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从1984年元月开始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担,起草《新闻法》。

1989年的中国大变局中,中国新闻界的表现,显示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胆量和出色。

潘永忠认为值得一书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89民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4月19日在北京召开悼念胡耀邦座谈会,4月23日以5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谈纪要。特别是严家其在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由此引发了江泽民亲自下令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这篇文章,但该报总编钦本立拒绝删除,并把文章刊登于第439期报纸上,为此该报遭江泽民整肃。而江也靠这一事件中的强硬手段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信任,直接窜升为中共总书记。

潘永忠回忆说,“六四事件”前后一周,中国官方媒体均以不同程度的报导和表达了中国新闻正义良知。各大官媒记者、编辑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段时间的报纸报导,客观真实的描述了各地学生市民请愿游行的目的和场景。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前例。

潘永忠说,1989年6月4日19时,央视《新闻联播》的场景让人难以忘怀,杜宪和薛飞穿着黑衣,他们语速缓慢、沉重地播报了“六四事件”中共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新闻,杜宪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那一晚,薛飞和杜宪,让很多人终生难忘!

但“六四事件”一周后,中国新闻界便遭到了严查和整肃,著名记者高瑜成为新闻界、知识界被捕第一人,随后查封《经济学周报》、《新观察》,不少媒体人被单位严惩,甚至被开除公职,送进监狱。

潘永忠认为,1989年5月底到6月初一周,中国新闻完全开放,这也是自“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使得新闻媒体事业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的出色表现,是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胡绩伟等人承上启下的不断努力结果,也可以解读为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中国新闻开放大检阅,大总结。

潘永忠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之路走到八九“六四事件”时,嘎然而止。追述根源,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没有准备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紧箍咒”。

而对于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的中国新闻媒体状态,潘永忠用三个词概括:倒退、空泛、怪现象。

其中,“倒退”是指,江泽民一上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了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动摇了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谁要是提改革开放,谁就有自由化之嫌。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中国姓社还是姓资的重大争议。邓力群发表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则重新祭起阶级斗争大旗。

“空泛”是指江泽民搞了个中共要“三个代表”,潘永忠认为其实恰恰相反,中共是三个阻碍。而胡锦涛搞了个“科学发展观”,明明是人们常说的经济规律,或者经济法则,换个说法是典型的空泛与无聊。

胡锦涛主政时期众所周知也是江泽民退而不休、大肆干政的时期。

潘永忠还特别提到,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宣传。江、胡这一时期中国媒体的怪现象层出不穷。他举例说:严控管理西方宣传品的侵袭,以致草木皆兵;媒体以江泽民个人意志为轴心,党报成了镇压“法轮功”的武器;“萨斯事件”暴露了中国新闻造假真相,不仅欺骗百姓,还欺骗整个世界;《南方都市报》案的幕后真相,中国是无法无天,它新闻与司法完全是以中共执政者意志为转移;中宣部草木皆兵三波禁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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