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四”事件，赵紫阳说“最后决策人是小平同志”。（网络图片）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了。人们爱说“一个人逝去，一个时代结束”那一类的话，我觉得，只有赵紫阳配得上这句话，这也令我想起一些悬而未决的话题，值得再议。
“六四”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势头，一败涂地；更糟的是，中国二十五年大倒退，贫富迸裂，山河破碎，人们会问，这个最坏的结局难道不能避免吗？
学生绝食和赵戈会的“抛邓说”，是当年的两大关键。赵紫阳说出“最后决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汹汹的当下，无疑坐实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大忌，导致情势急转直下。二十年后，有论者评说赵的抛邓，乃“画蛇添足，一言丧邦”。
赵紫阳事后称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录音谈话”中，也未对后世交代清楚这桩公案，可知他忌讳、顾虑甚重。我们不知道，这个悬案，今后将会以怎样的面目获得澄清？
赵紫阳成功机率渺茫
二○○七年初，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畅销书头名。争鸣杂志刊文称赵家后代及赵的一些秘书并不赞成发表此书。
赵谈到天安门学潮。五･四亚银讲话后，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四二六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谈话中说：“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四二六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场历史大波澜的漩涡、风眼、关键细节，一个低劣格局的政治运作的奥秘。它也令人联想起晚清，光绪下了秘诏给谭嗣同，后者却去找了袁世凯，于是帝制维新的契机丧失，王朝崩溃，军阀坐大，社会解体，又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铺垫。
一个偶然的因素，某个人的选择、错失、性格毛病等，导致了长久的历史走向，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则是极为浅显的。颟顸的历史怪兽哪里会有什么规律可寻？不过是无数人的偶然行为的一个综合结果而已——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没有横向联系，特别是其权力结构中，上层与下层更无联系渠道，所以权力顶峰即使存在所谓“改革者”，其成功的机率也很渺茫，毋宁只是运气和赌博。
假如赵紫阳赢了
赵紫阳如果当年振臂一呼，会不会是另一个叶利钦？叶氏当政九年，搞私有化贱卖国产，两年里制造出二十七个十亿美元的富豪，而全国民不聊生，人口持续下降。后来叶利钦选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罗斯主义”（一如今日中共的“爱国主义”），继续跟欧美搞冷战。实际上，历史背后的制约因素，即俄国的落后社会诸因素，苏联七十年暴政的后果，均要浮现出来的。共产社会转型，也不是一场可以人为设计的工程，同样无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取胜，毋宁依然是一场人吃人的游戏而已。以共产社会之粗糙、野蛮、低级程度，经济组织之简陋、人性之低劣，种种配合条件之不具备，去走资本原始积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纪更血腥——这后来由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完全验证了。
邓氏改革因其不过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场毛式乌托邦试验，而不免仍旧是一场试验。这场实验原本就是一场共产党保江山的政治赌博，其前提是没有所谓“民众意愿”的，其衡量标准也只有一个，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标只有一个：经济起飞，它弄成了就是它赢了，别人也是无话可说。
赵不下台的话，由他来主持后来的所谓“改革”“起飞”，是不是会不一样呢？这种预设虽然没有意义，但社会的制约是同样的，换了谁来做，大概结果不会大不一样。从他的晚年谈话来看，对于“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他似乎也只有“市场经济”一个思路，而对其血腥也并无想像力。大概共产党人的理念以反私有制为圭臬，要他们“变通”出市场概念来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产党人的张五常，日后替江泽民设计“市场经济”，虽也借助赵紫阳的理念，却是彻头彻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赵紫阳的突破
赵紫阳的光彩，是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记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赵紫阳拒绝认错的更大意义，很少有人论及，此意义在于，他突破了共产党纪律的约束。
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的特色，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领袖集团”，这要靠所谓“党的纪律”来保障，党员服从“纪律”，乃是“党的生命”，也是这架机器的运作机制。所以，周恩来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
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几乎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传世佳话。
但是后来所发生的，却是一个“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的故事。
万里曾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学潮中，万里也曾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后来万里被软禁，他的尝试被邓小平轻易摆平。
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另一个传说，在家中，万里的子孙两代人，站成一个圆圈，齐刷刷朝老爷子跪下恳求：您一旦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赵紫阳与《河殇》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这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并未觉察到的。
赵紫阳在录音带里说：“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一九八八年十月，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持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我们要问，一九八八年左右，所谓“八大老”为什么要在“倒胡”之后，紧接着就“倒赵”？“六四”这场冲突，有一个早就被人们忘怀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
“倒赵”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起初，赵紫阳阻挡王震攻击《河殇》，仅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去；但当王震进一步莫须有地指控“鲍彤支持制作《河殇》”，就是为了构陷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别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帮也终于找到了颠覆赵紫阳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风云一起，李鹏便乘势扳倒赵紫阳，是注定的。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