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军进犯的日军坦克。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据东北，第二年成立满州国。中共史称蒋介石“不抗日”，把东北“拱手相让”日本。但张学良去世前坦承蒋介石替自己背了几十年黑锅，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已走过整整87周年，国军血写史实，共党墨写谎言，岂容青史尽成灰！
生在中华民国 长在共产中国 姜友陆先生记忆和教育完全对不上
旅居巴黎的高级工程师姜友陆先生，是这段被扭曲历史的见证人，他表示：
我们过去在大陆的时候，共产党所有的书、它的宣传，都说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战。
我从小呢，我的父亲就是当时抗战的部队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的一个军医，从小儿，我就知道很多关于中国国民党部队抗日的故事，特别是，从小儿的时候，我们经常搜集一些抗日的画片，抗日画片是在一个烟卷盒里，一个叫胡氏烟卷，每一盒烟卷里就有一个抗日的故事。
当时是解放前，因为我出生在中华民国，我是1948年才见到共产党。以前，我们知道都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可是，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后来所有的书上恰恰都说国民党不抗日。
从小，我们记得都是国民党抗日。因为，我在1935年出生，1937年就“七･七事变”了，那么，当时的记忆和后来共产党的教育完全不对。
因为我从小记得，这个二十九军大刀队当时在喜峰口砍日本人的这件事情记忆的非常清楚。
二十九军大刀队当时在喜峰口抗日。
所以，我带着问题呢，我在1980年出国的时候一直是个问题。
后来，1982年我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还专门见过那些将军，当时，连何应钦、蒋纬国我都见过，他们带我在台湾专门参观过抗日纪念馆，当时一看到好多的将军、很多的英勇的抗日英雄的故事，才知道，原来，共产党说的都是谎话，甚至包括什么平型关大战等等这些东西。
看来看去呀，后来想起来，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在北京，就算共产党来了以后，在北京城里还有几条路都是国民党抗日将军的路，叫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这些东西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至少我走的时候，张自忠路还在，赵登禹路也在，这些都是国民党当时的抗日英雄。
实际上，我们从日本侵略中国，他的目的，从掠夺中国资源的手段来看，当然，他会占领主要的是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这些个东西都是国民党守卫的，而且，过去直到抗战八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打了二十多个大的战役，这些大战役全都是在大城市打的，全都是正面抵御日军入侵的战役，这些战役中间呢，只有一个所谓的山西太原的会战，还有平型关战役，共产党才参加了一部分。
张学良透露“不抵抗”真相 承认蒋介石替他背黑锅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曾两次参加直奉战争。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辖东三省。后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布服从蒋介石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张学良生前唯一授权的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于2014年9月在大陆出版。书中披露，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然而，在中共大大小小的历史书中，蒋介石却替张学良背了几十年黑锅，企图以此说明中共发动西安政变的合理性。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而是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的不抵抗命令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的主编、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表示，张学良不抵抗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的骚扰性质，给你故意惹事，造些麻烦。张学良想，我当然可以不理他。因此，张学良自称是对日本的“判断失误”。
第二，他认为东北军打不过日本军。不仅武器上打不过，更重要的是张学良了解日本军队的精神素质，认为日本兵是武士道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在口述里讲得很清楚，说日本人真厉害呀。他佩服日本兵作战勇敢，不怕死，认为东北军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国军与日军厮杀 共党处决“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旅美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教授，曾多次发表演讲，厘清这段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中，他强调：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
国军在前线抗战。（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1931年918事变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
中共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
辛灏年表示，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
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30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45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