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党内异己 斯大林将“告密”合法化(图)

2018-09-30 05:39 作者: 郑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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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排除党内异己,斯大林将难听的“告密”合法化。(网络图片)

提要: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为打击排除党内异己斯大林将难听的“告密”合法化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

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

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真理报》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

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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