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典礼时，叶剑英（右一）与毛泽东等人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7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它是由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作为处理问题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碰头会一般都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这两次会本来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在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一场激战开始了。
会议室内，两方阵容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是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因事缺席，王力来列席。这是象征着“左派”。
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因为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了。”
谭震林气愤他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提出了关于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陈毅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
“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便来到钓鱼台15号楼内，向江青汇报。
江青听完汇报后，叫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有紧急事，必须马上向主席汇报。”
“那你就来吧！”毛主席答应了江青的请求。
“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望着江青那种急不可耐的样子问道。
“他们大闹怀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动，她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说了一通。江青绘声绘色，添枝加叶，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汇报，他最初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认为只是几个老帅思想不通，发发牢骚。他不以为然。
“李先念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部高。”
听到这，毛泽东脸色变了，善于察颜观色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知趣地不念记录了。而是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放在毛主席的书桌上。
张春桥见此，不失时机地又烧了一把火，向毛泽东说道：“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不满，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终于发火了。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军委4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