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长期遗忘:蒋梦麟在困境中执掌北京大学(图)

2018-10-30 05:53 作者: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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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在困境中执掌北京大学达17年之久。
蒋梦麟在困境中执掌北京大学达17年之久。(网络图片)

提要: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困境中执掌北京大学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他先后当过中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高官。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他的名字曾被长期湮没、遗忘,连不少毕业于大陆名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都没听说过蒋梦麟。

2000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西潮・新潮》一书,这大概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第一次出版蒋梦麟的著作,而且属于一套叫做“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蒋梦麟何许人也?1949年前,他在教育界、政界是个无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他是教育家,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永远加载了中国教育史。他先后当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高官,1949年去台湾,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年代,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连他的名字都曾被长期湮没、遗忘,连不少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都没听说过他。  

一、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虽然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但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失败,从此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除了幼时受过私塾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受的大部分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终于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接着,他在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助下创办了《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开北京,7月23日讬付才三十出头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蒋梦麟第一次发表了有关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是他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自由办学”的方针,确实对奠定北大的基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他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对北大的成长同样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则。同时,他认为“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这几点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长期被经费困扰的情况下,北大始终稳步发展。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他曾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就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了,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1926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就是那个一贯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其他的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了。

一个月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避入六国饭店,一住三个月,只能以写字消遣。

二、  

早在美国留学时,蒋梦麟就与孙中山熟悉,还担任过旧金山革命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曾帮助孙中山写《实业计划》,认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写信给他,其中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为这些渊源,192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这是他书生从政的开始。1928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停办劳动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两事得罪一些国民党元老,被迫辞职,于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这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且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教学与科研都能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家,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出版于1933年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书,介绍了欧美(尤其是欧战以后)的教育理论,认真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蕴涵着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国专制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的教育论着,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后来由于忙于校务,没有时间和精力着书立说,他深以为憾,但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任职期间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着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当大学校长是用其所长,恰到好处,因此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前后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不仅要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的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了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军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临难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而已。

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筹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

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无疑他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1945年抗战结束,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根据他当教育部长时制订的《大学组织法》,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他辞去了北大校长兼西南联大常委。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十分肯定,以为他步入仕途只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他在美国写信给朋友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想不到他这次告别北大就再也没机会回来了,从此他也告别了教育事业。他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谈中国新文艺运动》,《西潮・新潮》P344)

抗战时他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的《西潮》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进行了独特的反省,在这本书接近尾声时他说:“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曾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他身后的传世之作,这恐怕是他当初所没想到的。他晚年未能完成的《新潮》,则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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