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参与了美国梦、中国梦的PK，图为纽约时报总部大楼（Mario Tama/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1月27日讯】《“美国梦”焕发在中国》一文，不仅让中国梦与美国梦大PK，还将美国报业的百年老店《纽约时报》作为PK场地，不能不让中文推特圈大掉眼镜。但仔细读了该文之后，发现该文作者的思考角度，其实承载了一个对美国人来说相当沉重的话题——全球化对“美国梦”的冲击。
中国社会向上流动早就成为昨日黄花
《纽约时报》官方推号11月19日发表如下推文：“试想你面前有两个18岁的孩子，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美国，他们都既贫穷又没有前途，你要选出一个更有可能向上流动的人。你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美国孩子，因为似乎“美国梦”更能为人提供机会。但在如今，中国崛起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中国改善生活的机会远远超过美国。”
这段话取自于《“美国梦”焕发在中国》一文，关键词就是“向上流动”。这一点正是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梦”的主要特质。对“美国梦”的解释有多种版本，获得普遍公认的信念就是：无论是什么出身，都可以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在社会阶梯上更上一步。如果要用一句话简要概括“美国梦”的核心，那就是：依靠个人奋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因为生活在美国，我发现这篇文章观照的角度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虽然列举了一个浙江、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地区随处可见的由贫穷农民跻身于中等富裕家庭的人物——49岁的徐丽娅，但其重心其实不在这类故事，而在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之中。子女比父辈的收入要高。”
这确实是中国近40年来的事实，尤其是1940-1950年代生人，经历了中国由极度贫困到世界第二经济体这一巨大变化，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批下岗的国企工人之外，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确实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也有程度不同的提升，后半生收入也远高于前半生。但中国这一向上流动的过程极为短暂，从1978年到2004年左右就基本结束，前后不过20多年。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在全国范围招生的高校之毕业生为调查对象，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该调查表明，仅就薪资而言，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这一调查揭示了中国阶层正在趋于固化这一残酷现实。以后，几乎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调查，证明没有人脉的农家子弟与城市平民子弟在求职一途上的艰难跋涉。
70后与80后的中国人未经历过文革，他们的工资虽然比父辈高多了，但住房、子女教育等各种支出的涨幅，远远超出工资涨幅。特别是80后出生的人，就算大学毕业，也深感社会上升管道变得极为狭窄。只要不拿周小平这种“钦定网红”的个别存在来证明中国社会上升管道通畅，就会承认“阶层固化”这个词早就成为中国现实，缺乏上升机会的中国社会，积聚着越来越多的暴戾之气。
中产阶级的扩大早就停止，这一阶级最辉煌的扩张曾在10年前达到占人口23%这一比例，此后一直在缩小。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2017年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是：中产层为19.12%。这些中产的“幸福生活”，有一篇最近在中国疯传的文章为证：《2亿新中产正在变成“心中惨”》，该文据网络调查得出结论，新中产正被房贷、子女教育、父母老病压迫得喘不过气，心中焦虑，因而被称为“椒绿人群”。
《“美国梦”焕发在中国》的作者似乎对这些最新情况比较隔膜。
“美国梦”褪色，青年人向往社会主义
《纽约时报》之所以这样比较，是因为近20多年以来，美国青年一代的收入、工作机会、上升机会都不如父辈。哈佛大学教授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共同建立了一项以“机会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为题的系列研究计划，旨在探析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代际流动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因素。研究者们收集了1996年到2012年的所得税申报表数据，对1980至1981年间出生的630万美国公民进行研究。通过表单上申报的家庭亲属关系，他们成功“匹配”了95%的公民与其父母的数据。他们的研究显示，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下降明显，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人群，收入水平高于父母的比例大约为90%，而对于1980年生人，这一比例仅有50%。对于美国大众而言，“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这个最简单的美国梦，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
2017年1月，美国青年组织“年轻无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与二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父辈相比，尽管受教育水平整体更高，但约在1980-1995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又称“Ｙ世代”）在收入和房产方面均不敌父辈。报告使用美联储的数据，综合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将2013年时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千禧一代”和1989年时与之同龄的“婴儿潮”一代进行比较，发现“千禧一代”年收入中位数40581美元，比同年龄段的父辈少20%；“千禧一代”净资产中位数为10090美元，比“婴儿潮”一代少56%；“千禧一代”的房屋拥有率为43%，也低于父辈的46%。美联社评论说，报告揭示出两代人之间“令人苦恼的差距”。
了解这些差距有助于理解美国千禧世代为何有5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其原因就是美国梦严重褪色。
中国向上流动机会比美国多的错觉如何造成？
这是中国近40年的社会剧变导致的错觉。从1980年代至今，在以权钱交易为特色的政商关系下，中国产生了不少白手起家的世界级超级富翁，就在2018年，中国以819位亿万富豪，连续第三年把美国的571位亿万富豪远远甩在身后。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来说，中国式政商关系的黑幕有多暗黑似乎并不重要，这张富豪榜上中国富豪的数量就足以证明中国的发展机会多、上升空间大。
由于“进步派”的意识形态居于主流地位，而且处于不可冒犯的主流地位，因此有个明显的事实很难被承认：美国青年一代收入的下降、失业的增多，其实与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同步。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
全球化进程始于1990年代克林顿任美国总统之后。那时的美国开始张开双臂迎接全世界移民，奥巴马时期更是敞开大门，无论长幼，只要想来，几乎都能进来。这种慷慨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获得了改善处境的机会，但美国也从“大熔炉”（Melting pot）变成了“沙拉盆”(Salad bowl)。一个美国社会始料未及的问题是：美国青年因此要与全世界涌往美国的优秀青年竞争，从而导致找工作难度大为增加。这不仅是移民与蓝领在竞争工作机会，还造成精英大学持续生产“学术难民”。据《纽约时报》2013年12月一篇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1年的一项针对精英大学的调查表明，3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43%的人文学科博士——在完成学业时没有签下就业意向书。有望走上追求终身教职这条路的博士预期不到一半。
《“美国梦”焕发在中国》一文，无视中美两国社会政治制度及开放程度的极大差别，将中国昙花一现的20余年向上流动，与美国长期向上流动过程中短暂出现的流动性下降比较，这种取其一点——少数人致富速度的比较，既失之于偏颇，得出的结论也近于谬误，无异于痴人解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