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蒋介石与傅斯年合影。（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时，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毅然决定去台湾，他曾在延安和毛长谈，是国民党时代少数看透中共本质的知识份子之一。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毛泽东统治下渡过的。那时毛已经定傅斯年先生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知识份子，这是我这种青少年在社会上所得的唯一资讯。在家庭中，我父亲周一良也从不提起他自己与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对傅斯年所知只有一项“反动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发后，傅斯年的名字始见于对父亲的批判和父亲的“思想检查”与“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亲几十年前与长他一辈的傅斯年曾有过从，所以受到牵连。离开大陆以后我读到中共控制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学问、人品和血性，他对社会进步和国难民瘼的关怀，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学为人之道的精华，堪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进 欧洲留学回国任教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张“一切有汽车者应判死刑”。那时他的思想明显亲俄亲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国民党。
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份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驻广州国民军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优容中共，养虎遗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张、黄所部各级军官中的中共党员发起“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暴动虽然三天就被敉平，却使广州陷入血海，国共双方和无辜市民死亡数千。
目睹广州暴动恐怖 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记述暴动说广州民众支持中共，只强调国民军平暴时残忍屠杀，对“苏维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着重宣传暴动首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刻意淡化周因参与杀人暴动而被处死，以婚礼的浪漫招徕幼稚青年。当事人张发奎回忆“真正工人并不拥护共党”，事实上，暴动头号领导人张太雷就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张发奎还说“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欧洲犹太人冒险家莫里斯･柯恩（马坤）因曾任孙中山保镳，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周恩来统战的座上宾。柯恩经历了广州暴动，目击国共双方的杀戮，他的传记写道：
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农民运动积极份子来广州城参战，分散成小股在城内各处烧房子，抢东西，杀人……
一股武装的农民和工人涌出一条窄街，有几名苦力为他们挑着从店铺和住宅抢来的财物。一个手上戴铐的商人被他们揪着领子跑……
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据着消防队，不准救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日本医院。大火很快延烧开去。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持枪把守码头，想搭汽船出逃的难民们要由她们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时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挥舞皮带任意打人，与此一脉相承——周注)。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广州共党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就是这样未经司法程式被当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动总部枪决的。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为有人报信，他躲进别人家中得免遇难。刀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憎恶中共。广州暴动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对中共人士说“你们处决我很容易，但我绝难尊敬你们。”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穷人恨富人（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子女恨父母；
八、年青人恨长辈。
延安晤毛 预见毛共坐大国无宁日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用以宣传鼓动的理论。一九三八年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语所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在扫地时发现傅斯年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对史语所长读共产书籍感到好奇，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何兹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随蒋迁台 决意埋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的忧虑不出一个月就成了现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机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以物资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对内放手扩军备战，对外谎称兴趣只在中国土地改革，无意加盟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美国决策者杜鲁门、马歇尔等轻信中共，停止支援国民政府，酿成大陆变色。因为这一决策错误，几亿中国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也在几年后朝鲜战争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了阻止中共和北韩南侵，美军伤亡十几万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仓皇撤出大陆，国民政府时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数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率领史语所大部分学人及图书资料文物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这时中共挟决胜大陆之威，积极准备借助苏联海空军越海犯台，而美国却宣布它的亚洲防务圈不包括台湾，使台湾变成了一个内缺有效防卫，外无国际支援的孤岛。如果中共在台登陆，岛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许多逃离大陆的文化人因此选择香港或欧美而不去台湾。“时穷节乃现”，傅斯年在中共气焰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的时刻，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表示了坚持自己政治选择的决心。
知识份子助毛为虐 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来中国积弱，为内乱外侮所苦。中国人寻求救国良方，形成多种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别。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实行武装割据的中共是两个主要派别。国民政府标榜三民主义，许诺从军政经训政达到宪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徕，但实际操作是在苏联支持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国人看到国民党组织松散软弱，施政也确有贪污腐败之处，而中共则师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制手段，以严密组织和蛊惑宣传见长。两害相权，那个为轻？中国知识人面临要在国共之间选择的难题。
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知识青年，被中共激进口号所迷惑，读了艾思奇等中共笔杆子的几本小册子，就自认学通了马恩列斯学说，并尊为真理，决心追随中共和毛以马恩列斯的药方救中国。这些青年为学力所限，极少读过马恩原著，当然不了解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对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对列斯的一套又加进了秦始皇的权术。他们助毛为孽几十年，晚年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选择。傅斯年的选择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基础，大不同于投共知识青年们的盲目和轻信。
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选择，大陆人民也正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山东聊城乡亲深以先贤傅斯年为傲，率先突破了毛“钦定”的禁忌，为他修复祖居，立碑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