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决定不起诉梁振英。(Getty Images/AFP/Pool)
【看中国2018年12月13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UGL 5000万元、无申报涉贪案件，终于“告一段落”。廉政公署称，已经完成调查，与律政司商讨后，认为“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梁。法律学者形容，事件反映“一国两制”走样，而且充满疑点。
廉政公署、港府一纸声明：证据不足不起诉
香港廉政公署昨日傍晚发出声明，指梁振英涉及的UGL涉贪案件及、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涉及与梁涉及干预立法会调查案件的调查，已经完成。廉政公署称，在征询港府律政司的意见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向上述人士提出检控而达致合理机会定罪”。
而廉政公署昨日也将相关调查结果，呈交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审议，并获委员会同意“毋须作进一步调查”。
律政司也随即发表声明，指决定不起诉梁振英，理据为“证据未能确立戴德梁行不同意梁接受相关款项，或属于《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针对的代理人接受利益罪行”。律政司认为当时梁曾所属的戴德梁行财政困难，梁振英与UGL谈判是“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认为梁振英没有利益冲突，并且与UGL签订的协议是在他成为特首之前，因此决定不作出起诉。
《苹果日报》消息指出，律政司决定不起诉梁振英的另一原因，是因为2009年陈志云案中，终审法院厘清了《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代理人收受利益的定义，即“必须证明代理人收受他人款项要对公司不利”。据悉，律政司认为梁振英的行为并没有对戴德梁行造成不利，根据普通法法制，梁振英不属违法。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Getty Images)
查锡我：疑点重重 梁收钱已经构成利益冲突
不过，廉署前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锡我则指出，事件存在不少疑点。第一，是5000万的部分款项，是梁在担任特首时收取，而且UGL有份竞投梁振英上任后的港府工程项目，已经构成“潜在利益冲突”；
第二，律政司没有交代“戴德梁行董事局曾否同意梁振英收取UGL款项”，因为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梁振英需要得到戴德梁行董事局的同意，才符合法例；
第三，UGL并无直接将该笔款项交予戴德梁行，而选择向梁个人提供款项，并不符合逻辑，变成其竞争对手是“梁振英”而非“戴德梁行”。加上当时有另外一家中国公司提出高价收购戴德梁行，反问梁的行为“是否已经伤害了戴德梁行的利益？”
廉政公署认为“证据不足以达致合理机会定罪”。(Getty Images)
调查4年 屡受打击阻扰
梁振英UGL案从揭露至今已经超过4年，期间引起不少对廉政公署调查速度的质疑。事实上。立法会与廉政公署多年来的调查仍然受到不同阻碍。2016年7月，负责调查梁振英UGL事件的署任执行处首长李宝兰被廉政专员白韫六停止署任，李其后提出离职，同时引发多名高层离职，使廉署大受打击，拖延UGL事件调查进度，被称为“廉署人事风波”，而继任的邱树春多年来只获署理职务，被质疑没有实权；
梁振英更多次采取法律行动，多次向曾关注或评论UGL事件的专栏作家及议员发出律师信，控告对方“诽谤”；
2017年5月，立法会成立调查梁振英事件的专责委员会，期间建制派议员不断以各种理由“拉布”，又要求会议闭门进行，更爆出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建制派议员周浩鼎提交的调查范围修订文件上，惊现经过特首办及梁振英修改的电脑纪录，显示两人曾就调查范围协调，被轰让梁振英“自己划定调查范围，为脱嫌制造机会”，周也被廉政公署以涉嫌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不过有关控罪最终也同样“证据不足”，律政司不予起诉。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事件反映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走样变形。(VOA)
港府早已决定不提控 “一国两制”走样变形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电台节目受访指出，事件反映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走样变形。他指出，2003年时任财政司长的梁锦松涉“偷步”买车事件，律政司撰写了长达17页声明公开交代调查经过，清晰列明各部门以及海内外大律师意见，解释不起诉原因。而这次律政司声明仅交代结果，“根本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一国两制真的全走样了！”
事实上，早前就曾释出廉政公署将“放生”梁振英的消息，而有关消息也在亲北京圈子盛传。《苹果日报》消息指出，“他们（亲北京圈子）说梁振英是政协副主席，反港独有功，中央一定保他”。
今年2月，受中资掌控的无线电视曾播出律政司决定不检控梁振英的消息，后来被紧急封杀，港府也一概否认。但该消息人士指出，其实当时已经决定不检控，“只是政府高层认为不是公布的时候”。“林郑月娥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公布时机，选在民意反弹最小的时候。这次立法会补选民主派大败，正是反映香港人已经选择不发声、民主派也没有号召力的时候，她相信香港人不会再因为这件事出来抗争。帮北京拆解这件事，自然又立一‘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