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琏和袁永熙的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五十五年前，我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誓把青春、年华、以至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一代的我们，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尔･柯察金，不少的人都在自己日记本上写有这段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时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我还数次申请赴朝作战，学习黄继光用胸膛堵机枪，所幸未被批准。
没想到献出的全部青春、精力的我，却换来二十三年监狱，一个终身铁定的“改正右派”。而我们的前辈，三十、四十年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主斗士们，人生信念又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我当年有此机会，也定是个烈士，中国老右队伍中便少了个铁流。
蒋介石先生文秘陈布雷的爱女陈琏和女婿袁永熙（全国著名的学运领袖），其命运和遭遇比我更惨。我不禁颔首沉思：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毛泽东所推行倡导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是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是一场毁灭人类良知与人性的浩劫！我在毁灭中觉悟，我在邪恶中清醒，而一些被绞杀的生灵却至死不悟，直到今天还迷信毛共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不敢站出来揭露它的罪恶，真是国之不幸，民族之不幸啊！
我们的前辈陈琏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直到丈夫被打成右派还相信共产党，自己被怀疑是“叛徒”，还无限忠于恶魔毛泽东，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1919年生于慈溪老家。她出生时，母亲杨氏因失血过多而去世，外婆给她起了个名字：怜儿。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女儿违背了父亲的旨意，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投身宣传抗日的热潮中；1939年7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行前到父亲的办公室辞别，父女之间作了一次长谈。“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怎样？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
她点头接受了这个名字，然而她的心已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陈琏认为中国要民主自由富强，只能推翻黑暗、专横、腐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实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女儿决心已下，父亲无能为力，联想怜儿平时一向激进，西南联大又是是非之地，陈布雷实在不愿爱女到昆明。最后，他以恳切的语气告诉女儿：“怜儿，青年人要求进步，我做父亲的不能阻挡。希望你能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同你父亲树起对立的旗帜。”这劝阻无异于对牛弹琴，革命就是打倒一切，暴力从无亲情。但陈琏没有想到的是，她所追求的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仅埋葬了父母，最后也埋葬了自己的幸福的家庭和生命！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几乎破裂。军统特工康泽亲自跑到联大搜捕共产党员。在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的安排下，陈琏秘密撤离昆明，行前给姐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这封“告别信”给全家带来极大恐慌，兄弟姐妹乱作一团。
陈布雷认为女儿一定是去了延安，他找来自己的秘书、五妹夫翁祖望商量办法，一方面在重庆、昆明的报纸上刊登：“怜儿：见字即盼返家。父示”的寻人启事；另一方面请翁祖望的儿子翁泽永（郭沫若的秘书）委请共产党帮助打听下落。翁泽永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替周恩来传话给陈布雷：你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你的笔不要只为一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翁泽永把陈布雷因女儿“失踪”而神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情形通过郭沫若转告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请布雷先生不要担心。”
十多天后，八路军、新四军复电，陈琏没有去过。陈布雷十分感激周恩来的坦诚相助。冬去春来，“失踪”一年后的陈琏，突然出现在重庆街头，给煎熬中的陈布雷以惊喜。1942年初，和陈琏一起避居乡间的袁永熙到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工作，办事处负责人亲自过问陈琏的下落，他们认为陈琏有陈布雷的身份作掩护，更便于隐蔽，于是派人找到陈琏，并送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陈琏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快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读书，一直到抗战结束。
1946年秋，陈琏要求去北平教书，陈布雷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同意了。陈琏到北平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内战全面爆发。陈琏立即投身到地下斗争中去，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袁永熙这时也在北平，他们相爱已久。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因革命事业的需要，经组织授意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陈布雷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因为蒋介石把他“拴”在身边，须臾不得离开，这样他只好把女儿的婚礼委讬担任《申报》总编的六弟陈训，让他全权代表操办具体事宜。远在南京的陈布雷对女儿的婚姻十分关切，甚至注意到未来女婿的思想言行，一切有所怀疑的地方都曾倍加详查。他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信，请其代为详查袁永熙其人。
张伯瑾密报袁永熙是人品才学俱佳，思想有些左倾，陈布雷还是接纳了这位未曾谋面的女婿。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他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在一次无意之中，袁永熙的名片引起的怀疑，1947年9月24日，刚刚度过蜜月的新人双双进了牢房。于是，北平的特工把陈琏、袁永熙解赴南京，看他究竟如何发落。
女儿、女婿以“共产党嫌疑”押赴南京，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简讯：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也清楚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很了解，他不会开口求人的。陈布雷表态的简讯促使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是“民青”，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
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女儿、女婿出狱积极活动。1948年1月底，陈琏出狱，来到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后，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尴尬。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3天，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陈布雷嘱讬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讬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袁永熙珍爱陈琏，陈琏也珍爱丈夫，但共产党为了所谓的革命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他们来祭旗，何在乎爱情家庭！半年以后，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讬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
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后，陈布雷见国民党的崩溃已经无法挽回，去意已决，电话召女婿到公馆长谈。袁永熙看到神情凄楚、满头白发的岳父，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凄然：“您的头发太长了，该理发了。”“好吧，找个理发师来。”陈布雷接着说：“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次日早晨，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极度的失望中饮药自尽。父亲的突然离去，在陈琏心中掀起巨澜，她深深为父亲感到惋惜。尽管她和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怀？
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也受到批判斗争，所幸未死）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之可以安排她秘密到“那边儿”去工作。之后，陈琏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热情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并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就是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以为拥抱了阳光，得到了自由，欢呼呀激动呀，而不知回到了人世间最黑暗与专横的奴隶主领地。由于他们被捕而没有死的原因，受到组织的怀疑审查，叛徒与变节的过失难逃其咎，袁永熙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她还好仍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袁开除党籍后不久又因为需要而重新入党，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清华大学，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准。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份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璎珞编织起来的日子”。可是1955年的机关“肃反”他又因那“被捕”一事再次受到审查，立马从党委书记降为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袁永熙不知是“引蛇出洞”诱饵，因不甘愿做清华大学蒋南翔“一亩三分地”的家奴，仍坚持与生俱来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独立性格，当然为共产党暴力所不容，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当风口上，为了“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陈琏和许多右派份子的妻子一样，在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划清界限，断然与相亲相爱十六年的丈夫袁永熙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独处上海。她天真地认为，自此和右派丈夫就没有关系了，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了，正如为了追求真理，自己背叛了官僚父亲陈布雷，不就是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了吗？
她不理解毛共的险恶毒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残忍专横，相信纸面上的东西与那些巧言的许诺，总把未来设想得十分美妙。而不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永远建立在一个斗字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斗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斗就不叫“共产主义社会”；不斗，何以是无产阶级专政？斗去斗来，斗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孔不入的暴力造反“英雄”，找到了当年蒋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去吊唁陈布雷，与家属合影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娟秀袅袅的陈琏，便认定她是叛徒，不然何以有此照片？此后，造反派又从陈琏继母家中搜到陈布雷日记上一段话：“怜儿，不要再过问政治，好好学习业务，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这些“铁证”的面前，她有口难辩，有屈难伸，要么招认，要么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诚来表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土”。悲剧啊悲剧，中国的悲剧，一代争自由要民主的知识份子的悲剧，正如中世纪的谏臣、烈女，不惜以死来表白自己对君王与丈夫的愚忠和清白。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团。
陈琏死了，但她忠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死，正如一个吸上海洛英而死于海洛因的亡魂，仍对海洛因怀着深深的眷恋，恨不得再吸它一口。她留下的绝笔书这样写道：“关于我被捕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将来你们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将来明白”什么？她，陈琏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就是等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表现出深深眷恋的情感。世界上哪有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全都是暴力骗子们编造出来的骗人谎言，连马克思也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到晚年他解散了共产党，建立了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
陈琏，一个“共产主义”谎言的可悲的殉道士！我以此文为你祈祷，愿你恬静地安息。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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