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纯属精神忽悠(1949~1952)(组图)

2018-12-20 11:49 作者: 萧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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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土改,抢劫地主土地并枪杀地主。
中共土改,抢劫地主土地并枪杀地主。(网络图片)

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1949年1950年 土改公然抢劫

邹健东先生摄于1949年的这张南京市民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很恐怖,领袖崇拜从执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积开始了.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改法规定,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其总路线与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过程则分为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

事实上,“剥削”这个词用在所谓的“地主”身上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主家的土地与财产既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凭借自己的头脑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积累起来的,亦如今日的私营农场主。

以毛泽东的家庭状况为例,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农,其土地与财产的发展和积累状况,也基本与地主是一样的。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说“我父亲是个贫农,年轻时因负债累累,被迫去当兵,一当就是好多年,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靠做小买卖和其他营生,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赎回了他的地……于是,我家有十五亩地,成了中农,每年可打六十担稻谷,全家五口人每年粮食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剩余二十五担,我父亲用这些节余又筹集了一些资金,又置买了七亩田,这样家境就达到了富农的地位”云云,难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不是这样积累成的么?怎么就成了“剥削”呢?

土改运动,将地主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地加以没收、然后分给原本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贫农和雇农,这无异于公然抢劫。另外,贫农与雇农即使分到了土地,实际也只有“耕种权”,幷无主宰土地的所有权。换言之,分到土地的贫农和雇农误以为自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际只有下地干活“劳动”的义务,因那土地只属于执政的政权,根本不属于贫雇农。执政者无非是忽悠、唆使、利用贫雇农,借贫雇农之手,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这是卑鄙的阳谋,是用不着加引号的流氓行径!什么时候才能对此事进行认真的清算?

1951年“抗美援朝”损人不利己

志愿军在朝鲜死伤惨重
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死伤惨重。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951年,中国出兵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建立北韩,轰轰烈烈的所谓“抗美援朝”全面开始。但那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国力异常虚弱,根本没钱打仗,援朝军队飞机大炮紧缺。于是,6月1日,执政党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名义发动全国民众,为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口号则是合辙押韵的“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且规定不分城乡、阶层和信仰,进行充分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

呵呵,其实绝大多数穷百姓是没钱可捐的,只能象征性地表表姿态;捐款针对的主要是富人(地主/资本家/演艺界高收入的明星等),舆论宣传一起来,有钱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否则执政党一招呼,穷人们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这就是舆论宣传的厉害,有钱人若猫了个咪的,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是年6月7日,“总会”定出了捐献的具体办法,所有捐献,一律按人民币计算,委讬各地人民银行代收。幷开列出人民币15亿元为战斗机1架,50亿元为轰炸机1架,25亿元为坦克1辆,9亿元为大炮1门。捐献运动至1952年5月31日结束,共收到捐款5565亿元,折合战斗机为3710架。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不仅使逾90万志愿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美军折兵5万,呵呵,不知谁是真正的胜利方),同时也为朝鲜半岛扶植起一个至今独裁专制、乃至封建皇权世袭制的国家,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干的还少么?

1952年 五反运动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上海资本家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三反”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主要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的基本也是党内及各级政府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干部及相关人员(诸如被拉出去枪毙了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而“五反”运动就不同了,于1952年开始后,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资本家”;内容则包括“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为什么会包括这些内容呢?经历过的人恐怕皆明白,那时,执政党(或曰执政府)曾强制摊派给各行业的资本家俬营企业许多“加工订货”,且付费很低,无异于“霸王餐”,而资本家们则赔本赚吆喝,有苦不敢言。

许多私营资本家为减少企业的亏损,便想方设法与执政党的具体督办人员接触,抱希望于通融。有些资本家还私下组织了诸如“星四聚餐会”之类的企业家沙龙,常聚在一起聊天,议论一下企业如何减少亏损以及如何对应执政党“霸王订货”的一些合理办法。这,于是就成了“五反”运动需要打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了。执政党打击什么呀?打击的就是不顺从、不听话的私营企业家,不论人家有无道理,只要乍刺儿,一律拿下。当年重庆市公安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闻人杰、周英伯、刘雨三、李杭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星四聚餐会”的企业家,而其他诸如“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十一厂联络处”等企业家沙龙性质的聚会也被蛮横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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