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12月27日讯】要彻底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不仅需要了解它的主要受益者是谁，还需要弄明白它所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凡是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评价经济增长，不能只看收益，也要计算成本。只有在扣除成本之后，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也就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净效应并不一定跟收益成正比。即便收益再高，数字再漂亮，但如果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的净效应肯定也不会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谓的“中国奇迹”便立刻露出了马脚。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经济增长与作为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总和的国民财富密切相关。经济增长固然能创造新的财富，带来收益，产生正效应，但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技术进步的相对性，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已有的财富损失浪一部分，也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具体而言，这个成本指的是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投入之外所付出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前者包括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后者包括因为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会因素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成本。显然，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社会的财富存量才会增加，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才是正的，含金量才会高；反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社会的财富存量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就是个负数，经济增长就成了一桩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
而中国宣扬的经济增长成绩单即GDP资料，恰恰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只告诉了我们社会当期新增加了多少财富，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多大，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本即负效应有多大，在付出成本产生负效应后，整个社会的财富存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是增加了具体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总之，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怎样的。就连中国官方的统计权威也承认“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为了弥补GDP的这个重大缺陷，准确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动情况也即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国外经济学家在GDP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所谓“绿色GDP”，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得出的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换句话说，只有从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后，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究竟有没有带来国民财富的净增长？如果净增长了，是否跟GDP的增长同步？一言以蔽之，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多少。
那么，从绿色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成本究竟有多大？其净效应到底如何？简单的讲，一旦采用绿色GDP的核算标准，所谓的“中国奇迹”、什么“中国的世纪”、“厉害了、我的国”立马就会原形毕露。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教授在21世纪论坛2001年会议上曾披露：“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
2006年6月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新闻发布会透露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GDP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个分析，损失大约为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左右。”
《半月谈》杂志刊载的“中国奇迹背后：长期偏重经济发展忽略自然规律”一文告诉我们：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从2002～2006年的5年间环境污染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6亿。若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计算，中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万亿元，占GDP的12%多。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2000～2006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及破坏事故11,706次。其中2006年全国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达到了842次，平均每天发生2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
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代价……（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也就是说，一旦扣除巨大的自然成本，中国的GDP将缩水不少。
2004年2月16日，中国央视国际播发的报导《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称，“据有关部门统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一直保持在8.8%的高速度，但其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准25%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准的7.7%，位居192个国家的第161位。”
同年3月4日，官方的新华网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对片面追求GDP增长说不”的文章更明确断言：“资料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知名经济学家刘胜军博士说得更直白：“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的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还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成本。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公布有关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即包括因为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会因素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的任何具体资料，但从已有的资料来推算，这个成本显然不小。试想，如果再把这部分成本扣除掉，中国的GDP还将缩水多少？所谓的“中国奇迹”，到头来完全有可能是白玩了一场的零增长，甚至很可能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代际，有必要对它的自然成本再做更具体更深入的分析，比如，构成这个成本的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它们各自到底有多大等等。
构成经济增长自然成本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两者，即环境与资源，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奇迹”。就此而言，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共政权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追求GDP的增加值，中国经济的增长简直成了一场拼环境拼资源的战争，其结果可以说对全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
有这么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说到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恐怕莫过于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拿空气污染来说，PM2.5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PM2.5密度小于10是空气的安全值。2010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一张2001年至2006年PM2.5平均值的全球空气品质地图，展示了全球的空气污染形势。从这张图上看，PM2.5密度最高的地区是中国和北非、东亚，其中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全部高于50，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比撒哈拉沙漠还要高很多。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雾霾中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根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3月2日公布的资料，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经济发达地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显著增长，使得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PM2.5污染进一步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能见度降低。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了国人越来越遥远的梦。以致有人戏谑说，如果你位于PM2.5指数高的地方，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得背井离乡，穿越千山万水。
空气污染成这样了，那么水呢？据中共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毛如柏披露，从2005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3年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结果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有水皆污。
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3月19日报导，中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成率只有72%。而据2011年8月出版的《半月谈》披露，近几年全国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为此每年群众上访达2,000多人次。2012年1月12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有一篇报导称：“我国现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可见，对于中国农民中的3亿多人来说，喝上一口清洁的饮用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除了空气和水污染之外，中国的土壤污染也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中共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7月18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视讯会议上曾透露过，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用污水灌溉的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200万亩，合计超过1.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伴随着GDP的高增长，伴随着“中国奇迹”的诞生，中国40年来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中排在第133位。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有专家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就连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都曾公开表示过：“一系列数位和事实，使我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