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有生之年应该积些阴德，作为子孙后代长久生存的保护伞。（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古人的许多处世智慧值得借鉴，司马光就认为把钱财和书籍留给子孙并不是上策。那么，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最好呢？
为子孙积什么最好？
司马光说：把钱财积攒起来，留给子孙后代，他们未必能守得住；把书籍积累起来，留给子孙后代，他们不一定就会阅读。不如在有生之年，行善济民，做些好事，积些阴德，作为子孙后代长久生存的保护伞。这样做，对自己、对子孙，都是最好的办法。
(张鉴《经世之道》)
韩愈荣辱均不易态
韩愈天性通达，和他人交往，不论人家荣、辱，他都不改变态度。年轻时，他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当时这两位还没有名气，也未曾显达。
韩愈不辞寒暑，把他俩推荐给公卿，其中张籍终于登进士科，在宦途上很顺利。后来韩愈显贵了，在办完公事有空暇时，仍和这些老朋友谈话、会餐，论文、做诗，和过去一样。
然而，韩愈每当遇到权门豪士，则像对待奴仆那样，瞪起眼睛来看看他们，却不予理睬。
(《旧唐书･韩愈传》)
君臣交心，深切感人
有一天，唐太宗轻松随意地问魏征：“近来政事如何？”
魏征看到由于长时间以来，社会秩序安定，政局平稳，太宗思想上有些松懈，就说：“在贞观初年，陛下您主动鼓励大家进谏。三年以后，遇到进谏的人，也能愉快地听取意见。但是近一、二年来，您虽然能勉勉强强接受某些意见，心里却总是不太愉快。”
太宗惊异地问道：“你以什么作证明呢？”
魏征回答说：“陛下刚继位时，判了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认为依照法律，不该判处他死刑。陛下就把兰陵公主的花园赏赐给他，价值百万。有人说：‘赏赐过于丰厚了。’陛下说：‘自从我做皇帝以来，还没有人向我进谏，所以要重赏他。’这就是主动鼓励人们进谏。后来，柳雄虚报自己在隋朝做官的资历，主管官员发现后，就揭发了他的弄虚作假，并要判他死罪。戴胄呈上奏章，认为应该判处服劳役的徒刑，并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直到您最后赦免了柳雄。当时您对戴胄说：‘只要像你这样执法，就不必担心出现滥施刑罚的现象了。’这就是愉快地接受进谏。最近，皇甫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民伤财；征收地租，盘剥太甚；社会上女子们崇尚高高的发髻，是受了宫中风气的影响。’陛下您勃然大怒道：“这个人是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文租税，宫女们都不生头发，才称心如意呢！”我进奏章道：‘为人臣子进言，若不激烈坦率，就不足以引起君王的注意。而激烈坦率，就容易被视为恶意攻击。’这时，陛下虽然接受了我的意见，赏赐皇甫德参锦帛了事，但心里总是不舒服。这就是难于接受进谏了。”
唐太宗听了，恍然大悟地说：“除了您，没有人会这样告诫我，一个人苦于不了解自己啊！(原文是：人苦不自觉耳！)”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死后，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
魏征死后，即将下葬时，他的妻子斐氏说：“魏征一生勤俭朴素，现在要行一品礼葬，仪式过于盛大，不符合死者的生前意愿。”她没有接受皇帝赐给的全部仪仗礼遇。结果，魏征的灵车，只用白布做车帷，没有丝毫的文采、饰物。
唐太宗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车，掩面哭泣。他命令文武百官，护送灵柩直到郊外。
太宗又亲自撰写碑文，并派人刻在碑石上。此后，太宗对魏征无限怀念，赐给他的家属：封地九百户。
太宗在临朝时，对属臣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帮助人们端正衣冠；以历史作为镜子，可以明察时代兴衰的道理；用人作为镜子，则可以明察成败得失。我总是保持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如今魏征已去世，我也就失去了一面镜子！魏征去世后，我派人去他家，从他的书信文稿中发现了一份奏表，是刚刚开始写的草稿，字迹难以辨认，只有前面几行字，尚可看清，我把看得清楚的念出来：‘天下之事，既有美好的也有丑恶的。任用善良的人，国家就会安定；任用邪恶的人，国家就会衰败。公卿大臣们，在感情上有所爱憎，对于厌恶的人，往往只看到他的缺点；对于喜爱的人，又只看见他的优点。对人的喜爱与厌恶，应该非常谨慎。如果喜欢某人，而能看到他的缺点；厌恶某人，而能了解他的优点。铲除邪恶，不存疑虑；任用贤良，一心一意。那么，国家就会兴旺发达了。’魏征生前留下的奏表，就是这样写的。然而我思来想去，恐怕避免不了魏征指出的这类问题。所以请各位公卿大臣，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朝笏上，发现了我的问题，请一定向我指出来。”
(《旧唐书･魏征传》)
安贫乐道
黄愈言说：有前辈曾经说过，脱下乌纱帽，上床睡觉，大家都只是一身穷骨头。做官的人，应该常常这样看待问题：宁肯让人惊讶我离开了不再来，也莫让人责备我来了却不走！
贫寒之士，应该常常这样看待问题：经常吃粗食，手里捧着一本书，每天跟古人相约于千载之间，与古圣先贤结友交谈，实在太快乐了！何必一定要做官或者追求与当官的人交朋友呢？
(张鉴《经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