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党制” 为何没有造成独裁和腐败?(图)

作者:李永晶 发表:2019-02-17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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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日本首相、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
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日本首相、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 图片来源:Getty Image)

日本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腐败?在国民眼中,政党乃至政治家又无非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若可用,就继续使用;若不可用,就换一个。日本自民党的成功,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何不做如是理解?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由于其令人惊异的表现,总是不断引发人们知性的好奇:日本为何如此成功?为说明日本现代化的殊异表现,迄今为止学者们细致地寻找了各种变数——各种日本特殊的或者说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战后的日本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要素,并成为经典案例:从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选败北,除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期间外,自民党一直单独执政或在联合政权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政党制度被认为有助于日本的现代化。然而,由于描述变数关系的现代化函数自身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单独分析这些要素,无异于幼童辩斗日之远近。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政党制度,自民党的本质究竟何在?我们需要把问题掰开来看——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或者,缩小我们的观察视野而去询问:该党为何能做到超过半个世纪的长期执政?再或者,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令正直人士厌恶的堕落,比如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与腐败?要寻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们要求助于历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党与自由党这两大保守主义政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史称“保守合同”。该党势力庞大,政治学者北冈伸一在其著作《自民党》中打比方说,它相当于“二战前处于鼎盛时期的政友会、贵族院、枢密院、陆军与海军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如此,这个力量却未走向专政,遑论暴政,最终在指导日本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关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北冈指出了三点要因:(1)国际上的冷战体制;(2)国内的中选举区制度;(3)党内的派阀(派系)体制。作者指出,如果没有战后日本左翼政党的强势存在,两个保守主义政党不会有特别的动机进行联合。同样,如果日本采用有利于两党制形成的“小选举区制”(各政党在每一个选举区内只能推荐一位代表),那么自民党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会党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以成为具有竞争能力、执政能力的政党。如果说这两个要素成为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制度条件,那么党内派阀间的竞争体制,则成为自民党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党就不会僵化,就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不过,重读日本自民党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的,既非特定制度令人意外的结果,亦非自民党内部派系为夺得最高权力而进行的竞争乃至斗争,而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义,主角正是自民党的那些政治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民党(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战败、被占领的混乱局面中,力挽狂澜,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讲和条约、经济发展、美日同盟、冲绳归还,等等,这些成就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党不到三十年内便已达成。更让人惊讶的是,自民党政治家几乎是踏着时代鼓点取得上述业绩的。这只是制度的功效吗?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无其人,制度只是懦弱者的枴杖,而非进取者之利器。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的历届总裁,可以说英雄榜上悉数有名:鸠山一郎、石桥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么,这些最终执掌国柄的人物是怎样炼成的?自民党的派阀竞争体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

在旁观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党内派系之争并未牺牲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更进一步说,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正是在派阀体制的运作中不断得到揭示、确定与实现的;现代化的各种业绩就是这种利益得到实现的直观表达。

首先登上党史舞台的是鸠山一郎,他于1945年末创建了自由党。该党虽在翌年的大选中获胜,但鸠山却被盟军司令部以战争责任名义“开除公职”。此后数年间,接替他出任党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坛。随着1952年8月鸠山复归政坛,派系之争立刻爆发。据说两者曾有约定,鸠山复出后,吉田将交出党的领导权。但已然执政数年的吉田,此时已不肯放手。此后两年间,吉田-鸠山两派围绕宪法改正、重新军备、小选举区、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鸠山最终胜出。这种竞争导致了保守主义政党势力衰弱,而左翼社会党则势力大增,俨然有夺取政权之势。对应这种局面,鸠山合纵连横,完成了历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说吉田的政策是占据美国反共势力的一角,那么反吉田的鸠山则是通过推动日本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确立了自己的路线。吉田通过“美国一边倒”政策,顺利实现了日本的自立;而鸠山的对抗路线则使得日本重归中间道路。

1956年12月鸠山下台,原民主党的岸信介派与原自由党的各派阀展开竞争。自由党各派联手,最终将岸挤兑出局,石桥湛三政权诞生。作为施政目标,石桥打出了“对美自立”、“福利国家”等课题。然而,由于感冒引发肺炎,石桥于翌年2月毅然辞去了首相职位。

石桥意外病倒,岸信介顺理成章地成为首相。岸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其后进入当时的农商务省(通产省前身),成为一名技术官僚。这种经历为他出任首相后,在制定经济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业育成法、国民年金法等)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外交上,他介于吉田与鸠山之间,采取对美国不即不离的方针。通过讴歌“自主”、“对等”的观念,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成为他最大的业绩。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在今日依旧有效,足可证其政治智慧。围绕条约内容,日本各界产生了激烈对立,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安保斗争”。岸在宪政框架内,以强硬手段通过条约后,功成身退,于1960年7月辞职。

在接下来的第四任总裁选举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竞争中胜出。池田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后进入大藏省;期间因染病,有过惨淡的生活经历。或许源于这种经历,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经济上,尤其以贯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闻名。池田当政时,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五年。他敏锐地发现并满足了国民的期待: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好处。外交上,池田延续了对美协调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发生疾患后,他对国民深鞠一躬,辞去了相位。

总裁竞争再开,这次胜出的是佐藤荣作。此后若干年,佐藤稳稳地将日本这艘经济高速腾飞的战舰操控在手中。不过,由于长期执政带来的懈怠,党内与政府内出现了滥用职权的现象,这遭到了媒体与在野党的猛烈抨击。1966年9月,在他进行国内视察、参观小学校舍与养老院等设施时,遭到记者当场呛声:“只看这些一流设施,你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朝日新闻》也发表了苛评:首相过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就认为我们会高兴,“国民可不是那种老好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为政者给我老实点儿。

由于经济持续发展,佐藤勇往直前,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冲绳返还”。国家利益得到了与时俱进的界定与追求。佐藤制定的返还政策是“无核武器、与本土地位等同”,并以内阁前途为赌注,放手一搏。显然,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展现这种智慧与魄力。1972年5月,冲绳的行政权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佐藤大功告成,不久即宣布辞去首相职位。

在同年的第六任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同时登场。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竞争,田中胜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佐藤为收回冲绳,要避免刺激美国参议院中的亲台湾派议员,所以他谋定后动,故意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阻挠红色中国恢复资格的行动。中美秘密交涉曝光后,他交出了政权。田中政权开门红,完成了这项任务。

与前几任首相不同,田中小学一毕业就进京谋生,从事土建行业。他充分发挥了天赋之才,很快聚集了财富。1947年,他竞选议员成功。田中异乎寻常地发挥了法律的作用。据统计,在担任议员期间,他首倡并成功通过的法案,达八十余件,远远高于同侪。另外,在国土开发、保障性住宅建设、道路建设等事关民生的政策领域,他也发挥了杰出的才能。他以“决断与施行”的能力赢得赞誉,又以反面的“独断与暴走”遭受批评。1974年11月,周刊《文艺春秋》刊载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的论文,揭发了他运用各种违法手段获取资产的过程。在各界的强烈批判下,田中不得不很快交出政权。在近乎有洁癖的日本政界,权力的使用若超过某一道无形的线,即用于营私舞弊,这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无异于自杀行为。

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再次炽热化。由于这次党自身面临危机,为防止党内过度斗争引发国民的质疑,主要对立的福田派与大平派达成和解,共同推举中间派的三木武夫出任首相。显然,这是对自民党损害最小的合理行为。三木在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政策:反对权力滥用、反对大企业专横跋扈、反对盲目追随美国,等等,这成为他的特征。其实,由于没有经过竞争的洗礼,三木政权注定是弱势的,从而也无法有所积极的行动。翌年7月,田中角荣因受贿嫌疑被捕入狱,自民党政权进入危机时刻。经过一番党内激烈的讨价还价,同年底三木交出政权;多年来被视为首相候补的福田赳夫,终于如愿以偿。

据说,在这次党总裁竞选中,福田与竞争对手大平正芳订立了密约,即大平此次支持福田,两年后福田派投桃报李,支持大平。在接下来的执政期间,福田政绩不俗。于是在1978年末的总裁选举中,他决意再次出马。这让一直等着“禅让”的大平恼羞成怒。两派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大平胜出。

大平被视为日本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知性派。在政权成立之初,他的一番谈话让人耳目一新:“我将坦率地向国民呼吁,什么是政治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是政治做不到的,以及什么是政治不应该做的。因此,我决定将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据说,大平视“兴一利不如除一害”这句中国元朝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说法为座右铭。“千古之下,自有定论”,耶律楚材当年对政治的洞见,竟在海外找到了知音与明证。这也不足为奇。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这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家的底色。单是这一传统,这一底色,就足以让人心存敬意,心生感慨,甚至让人嗟呀一番。

日本战后最初的数十年,可谓是自民党政治家的英雄主义时代。或曰: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诚然如此,但这些条件又何尝不是这些富有激情、责任感与眼光的政治家创造出来的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这些政治家终于理解了民主主义,理解了自由,更理解了人性。正是这种对政治、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才有了日本战后异彩纷呈的现代化建设。

显然,派阀体制能有效发挥作用,与获取选票这一现代政党的工具本质密切相关。在日本内阁制民主制下,自民党政治家要问鼎首相宝座,必须经历国会选举与党内总裁选举的双重考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真正的政治家得以造就,得以脱颖而出。

在这些政治家看来,自民党(及其派阀)无非是一种工具,仅为获取最高权力而存在。这个工具是为政治而生的人的工具,而非靠政治渔利者的工具。二者境界迥异,形同霄壤。为了取得政权,政治家必须谦恭、诚实地回应国民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国民眼中,政党乃至政治家又无非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这一工具的看法,无须任何的指手画脚:工具若可用,就继续使用;若不可用,就换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日本自民党的成功,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何不做如是理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责任编辑:兰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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