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月娥（Anthony Wallace/Getty Image）
【看中国2019年2月23日讯】特区政府借故修改法例，不啻是替香港的高度自治敲响丧钟，因为法案如获通过，他日北京大可一脚踢开“一国两制”的禁忌，只按政治需要，下令本港执法部队移交疑犯，连越境执法的气力也可省掉，便可把眼中钉送到大陆尽情修理。
今次修例，表面上是伸张正义，使当局可以有法可依，引渡涉嫌在台湾犯案的一名港人返台受审，其实是借艇割禾而且暗藏杀机，让北京也可以向香港要求移交触犯中国法律的在港疑犯。根据保安局对修例的解释，现行引渡疑犯的法律不适用于“香港和中国其他部分”，没法把疑犯押返台湾受审，因此需要修例，删除这个不适用部分。只是这条款删掉后，不仅台湾，大陆当局也可随时向特区要人。
要解决港台两地没有引渡协议令疑犯逃避刑责的问题，本是简单不过，只须把台湾剔除于不适用条款之外即可，但特区政府连大陆也同时剔除，摆明是乘机放水，借民意同情该台湾案件的受害人，打蛇随棍上，替北京大开方便之门，把中国法律延伸到香港的地域。
二十年前，第一任特区政府早已提出中港两地移交疑犯的安排，但当年政府仍懂得克制，为了照顾市民对中国法制的疑虑和担忧，也为免公众把焦点放到极为不堪的中国法治状况，影响大家对北京的观感，建议只好不了了之。
事隔多年，中国法治状况依然固我，近年更变本加厉，例如2015年7月以来，以坚璧清野之势，大举迫害维权律师和人士，向全球示范中国式法治的野蛮和暴力。由逮捕、拘禁、搜证、审问到检控、庭审、判决，再到被捕维权者家属受到的不合情理、无法无天的对待，处处都抵触中国法律和人权底线。稍稍细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网页纪录，都叫人替受害人担心，也为中国的法治难过。难道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至特首林郑月娥，对这些国际关注的公权滥用事件，可以置若罔闻？
就算特区官员对上述国情无知无感，他们也该明白“铜锣湾书店”多位负责人离奇失踪，究竟代表什么。其中桂民海到泰国旅行却被押返大陆受审定罪，李波跟随大陆来客“以自己方法”返回内地协助调查，而林荣基则在大陆被捕、审查及服刑，同样叫人惊恐。其后桂、林两人的定罪，一个涉及多年前一宗车祸，一个被指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可见当局不用耍出什么政治控罪，也足以惩戒他们在香港出版政治不正确的书籍。
不过，就算特区官员深信大陆公安秉公办案，不会借其他罪状来清算铜锣湾书店的政治错误，他们也该知道几位店主在大陆期间得到的不公对待。不论是扣查盘问的逼供招认、拘禁期限的不加限制，还是控罪答辩不能选聘律师、法庭审讯秘密进行，被告人都孤立无援，他们由执法到司法期间，一直跟外界完全隔绝，根本欠缺基本的人权保障，也就谈不上公平的审讯和判决。
换言之，特区政府轻易决定把疑犯送交大陆当局，实在违反常识，因为他们只要了解国情，明白大陆公检法系统是为政治服务，同时对于大陆严刑逼供的残酷现实，明察秋毫，并且知悉暴力逼供完全违反《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话，又怎会明知故犯，把疑犯送到大陆接受不公平的审讯呢？
假如特区政府并非出于无知，而是顺应北京的想法，它今趟的决定，显然是承风希旨，取悦上方，而牺牲港人的利益。同样不堪的是，如此做法不但不问是非，更是自贬身价，自甘堕落，把香港的法治状况跟大陆相提并论。一般而言，移交疑犯只会在人权状况相若的地区之间进行，否则把疑犯送到一个法治水平远比你落后的地区，无异于剥夺了受审者的人权保障。
其实中港两地在法治和人权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不少国际人权组织早有客观评定，路人皆见，一望可知。奈何林郑政府不顾现实，说到底又是一个老问题：究竟是庸懒无知而作孽深重，还是卖港求荣而装睡不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