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神父（左）与雷震远神父（网络图片）
中国共产党老早就看清，他们必须与国内阻碍他们的自然因素作继续不断的搏斗，同时他们更晓得还有若干其他因素是有利他们的渗透和进展的。一方面他们假藉着“爱国主义”和“战争努力”等美名来继续推进他们的思想，政治经济战术。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民正在极端惨酷的艰难中。日本军队正在蹂躏着中国，日本人的每一次新胜利，便等于一个兽行与恐怖的新周期。人们已经长时期没尝到和平滋味了，极切地相信红军的爱国主义高调，和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这种情形使共产党有隙可乘。人民不相信一个中国人──任何中国人──会像任何日本人那样坏。在初期战争中，日本人的敌对行动，使单纯而和平的中国农民变成强烈激奋的爱国者，对任何其他中国人所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都会相信。
这时所形成的表面联合阵线，共产党给蒋委员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所保证的忠诚与合作，使人们误信中国军队已真正团结一致，保卫祖国，保护人民，驱逐日军。共产党对日本人的作战，只是他们征服中国运动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做军事战争，实际上他们利用战争机会为扩建本身军事力量的借口，他们特别注意其他方面的成功──不仅是军事胜利。他们在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宣传及外交方面，都像在军事阵线上一样的作战。军事行动在他们的全面运动中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我记得当吕正操到安国县后五个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会去拜访他，要求他释放王县长。那时吕正操是河北省中部共产军司令。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驻安平的司令部去商谈某些问题。吕正操曾到高阳去过三个月。在这期间里和吕正操返同后的一个月内，王县长曾良好地服务于安国县民。我们还会记得，王县长是共军抵达安国不久后经人民合法选出的，但是吕正操对他的当选极感不快，准备由自己的腹心人出任此职。实际上，吕正操已经选出十五个部下，准备在他离开的三个月内替他执行县政。但由于王县长的勇敢和技巧，和县里士绅的合作，在吕正操还未离开之前，这十五个人已被削减成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工作也被有效地控制住，直到一月间吕正操返回后，他才揭开假面具，伪造罪状把王县长逮捕。现在王县长已经身陷囹圄，我深知他的被处死刑只是时间问题。
吕正操（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看吕正操。我这次去看他，不仅是为了学校和捐税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向他提出，作为首要事项──而也是为王县长说项。但这件事必须以最漠然的样子透露出来──一种随便问问的态度。吕正操以热诚的态度欢迎我。“同志，上次会面以后一切如何？”他问道。
像往常一样，他还是香烟不离嘴，一支支地抽下去。副官们一面走出走进。在我们谈话中，经常有人不断地来来往往。一位副官拿进几本杂台，做出一阵强烈的新鲜油墨味，显然是刚刚印好的。吕正操拿一本递给我。
“同志，你真不错，当我们初到安国时，你曾让我们使用你的印刷机。我很高兴送给你这本红星杂台。”吕正操说。
他拿起毛笔，沾好墨水，在封面上用大字题上我的中国姓名。我笑着向他道谢。当我回想起去年十月间他的一位勤务兵跑到我的房里，要我印刷他的宣传图片和告示，宣布他的抵达及决心抗日的爱国行动时，我的笑容便变成忧郁的强笑。
……
几分钟后，吕正操的腹心人，王县长的继任人露面了。
吕正操介绍我们相见。他谈到日军已经逼近，安国可能立即遭受袭击。他显然是不愿意给我充分时间讨论我要提出的问题。我提到学校和捐税问题，他建议我和唐某商讨。于是我又提到王县长被囚禁的问题。因为我是他的顾问，在他离开安国时我又曾被派为县视察，所以我能极力利用这点权力讨论这项问题。
吕正操很感困恼，但是显然的，他认为表示出不悦乃是不智之举。他同意“考虑”王县长的案件。他允许我的请求，让我当天去探视王县长，同时，就我来此之便，邀请我参观安平的军事学校，在那里有三百多名共军后备青年军官在受训。
如果这个军事学校有什么特色的话，我恐怕我并没有特别看出。因为在这个河北省县份里，我会以温暖亲切的心情，把它当我自己家一样的看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敌人面孔的展览──列宁、马克斯和史达林的像片。同时我又看到一张从未看过──以后也再没在任何中共区看过──的列宁夫人像片！
稍后，当我到狱里看望王县长时，我把这情形告诉他，他摇了摇头。“中国共产党将毁灭中国。他们将利用日本的侵略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所杀的中国人，会比所杀的日本人多。你会看到这些情景。”他凄惨的说道。
王县长所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产党在中国决不会成功。日军的暴行，燃起了中国人爱国的火焰，压迫愈甚火焰也越炽热。在华北一带，当战争初起时，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人们，比那些没有受过敌人暴行经验的人们，更具爱国热忱。华南在未领受日本残暴经验之前，还未怀有与华北人民同一之感。共产党很快地看清此点，便利用这机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像王县长等一批有识见的人士，由于具有坦直仇视共产主义的勇气，注定要迅遭清算。那时我还看不到这一点，谁知那却是我和王君的最后晤谈。王君晓得这一点，他要求我不必再白费时光替他疏通释放，应该全力帮助其他像他一样的那些反共份子，以智巧战胜这些祖国的叛逆“像吕正操和他部下那类的叛徒”，他惨痛的说。
我无法立刻了解王君的见解。甚至在后来我亲身接受经验后，我还不愿接受面前的一项事实：一部分中国人对扩充共产党势力的疯狂，竟甚于迎击日本人的热忱。但是不久以后，我便从吕正操的行动中默然地接受了这项事实。三月底，我们探听到日军正向安国推进，四月一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迅速地在四月五日占领了安国。在城里停留了三天。短短的期间内，他们洗劫了整个安国城。他们用五十辆大卡车，把所有掠夺到的珍贵物品一齐运往天津。只有在城外我们的教会，基督新教会，和圣拜尔纳巴斯医院幸免，那并不是因为日军喜欢我们，对我们优待，而由于日军不愿遭受毁誉的宣传。一年前，他们曾屠杀荷兰主教沙利文和七位荷兰，法国及捷克的神父。他们更会炸毁献县的法国那稣教会。各国领事会对此种暴行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所以有一个短时期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动略加检点，只集中暴力于无助的中国人。
日本的高级将领，习惯上总在每次胜利后给士兵三天自由行动作为酬劳。与其说自由，不如说放肆，士兵们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作任何行动──烂醉，强奸，抢虏，杀人──都不加禁止。自然有些行动是根据命令，如监督物资之劫掠及装运卡车等，但大多数的士兵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肆意胡作非为，使这三天成为人间地狱。
安国被陷后的一天，教会的门房战栗地跑来，向我嚅嚅作语，恐惧得像是发了神经病。有四个喝醉了的日本兵在门前，向他要姑娘，并用刺刀刺得他乱跳。后来他们戏弄够了，叫他进来叫老板。他立刻跑来找我，日本人跟着他走进教会的院子。我赶忙迎接出去。他们昂首阔步地向我走来，像是一个滑稽的四人合唱队。他们混身污秽，服装不整，每个人腰间吊捆着一只活鸡。这是他们抢来作食物的。日本人晓得中国人恨得他们入骨，当他们在一个乡村里胡作非为时，曾有许多兵被毒死。现在日本人学乖了。他们不吃中国人的食物，只捉些活着的东西，杀掉后烹调佐膳。活鸡易于捕捉易于携带，成为他们的最好食品。
……
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藏著有两千多难民，大多数是青年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是老年人。他们都藏在神学院、修女院、和教堂后面一带的房子里。她们都能免于胡家庄妇女们所遭的厄运。胡家庄离安国县仅有十里。日本人曾命令那里的所有妇女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叫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迫使这些哭哭啼啼的裸体妇女绕着圈子跳舞。年老的和丑的都一一杀掉，在剩下的妇女中选择出来过奸。仅有几个幸免。
在程刘集村内、所有妇女都被日军强奸。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竟被六个日本兵轮奸。这女孩因过度震惊而一度晕厥。
这种恐怖，我们已经逃过──至少暂时逃过。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恐怖在眼前。
第二天，四月六日，清晨三至五时，共产党军队发动攻击日军，日军开始撤退。从城中冒出的浓烟，我算出日军撤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点。日军撤退后，掩护撤退的日本兵开始放火，焚毁全城。我看到浓烟升起时，立即骑上脚踏车向城里奔去。这是我在战后的第二次进城，这次没有日本哨兵阻止我进城去救护那些伤患人员。安国城已经变成一个大屠场。那时正是中午，炎热的阳光射在几百具的尸体上。死尸堆集在街头，我只好把脚踏车丢在城门外，择选路径前进。初时，好像这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随后我仔细听去，发觉有哭啼呻吟的声音，未死而尚能走路的人慢慢从隐藏的地方走出。他们告诉我，日本兵到后便把城门关起，看到人便用刺刀挑杀。这种无声的惨杀是有计划的，因为他们不必浪费子弹，也发不出爆炸声音，比用机枪在街头扫射更可以多杀些人，同时也是练习刺刀的好机会。日本兵的惨酷行为出人想像之外，因此共产党便巧妙地利用这点作为宣传。
远远地我看到基督新教会上面飘扬着英国国旗，我立即跑到那里，因为我晓得我可以从那里得到协助。在路上我遇到英格兰教会医院的护士长拜尔纳特小姐。他找到一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陪同我来到城里。圣约翰耶稣兄弟会的几位中国教友正在协助救人和安顿伤患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避难的妇女和儿童，已经陆续归来，寻找家人。有一家的妇女们都站在门前啼哭，不敢走进家门，好像她们已经晓得面临的惨凄景象。我用话安慰她们，但她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了鼓励她们，我自己走了进去。在坑旁边的地上躺着被刺刀刺死五脏外露的男人，是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正和我看到的其他死者是一样的惨状。
一家家的人都在伤恸他们的死者，计算她们的金钱损失。有的家只剩下一堆灰烬，有的房子虽未遭破坏，但家俱锅灶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有些在早晨被救灭的火，在夜里又告复燃。焖熄的燃屑被日落后的春风吹燃起来。此后几天，帮忙的逐渐增加，藏在附近村庄、教会里人逃到其他地方的本城人民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在绝望地从事一件好像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埋葬死人。第三天，所有工作的人们，包括一百名教会的中国兄弟，和许多自愿作掘坑工作的人们，都看到他们必须掘较浅的坑以节省时间，否则在来不及埋葬以前会被野狗吃掉。我们一面竭力驱逐来自各地的半野狗，这些杂种经常漂荡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猎取食物。但是死尸太多了，我们真来不及迅速掘坑。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到了吕正操。当我为了一些事务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备交涉的时候，他不容我讲话。我看出来他在发怒，我觉得奇怪；又是为什么事？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问道。
我想，自然是我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怕形象，这些形象，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沉的记忆中埋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着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他是气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益。”他继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我们使我们人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愤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盯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人。”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拚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