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坏人变老”的一代, 我们是如何“变坏”的?(图)

2019-03-26 06:31 作者: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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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文革 红卫兵
红卫兵变老了(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3月23日讯】都说中国人素质差。其中坏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谁扶就讹谁,跳广场舞扰民,对抗议声不理不睬,上车逼人让座,不让就骂还敢动手。如今凶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爷爷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问:老人怎么变坏了?有人答: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坏人变老了”是在说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这么说过:“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一代”。

笔者就属于这代人。此处不打算使劲辩白“我们没那么坏”。不管用,每个人都会从身边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只想说说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共同经历。光说坏,也不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据与年龄相关连的经历。有些经历,时过境迁一去不返,后人再也得不到,这才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

如今,“坏人老了”的一代年纪高不过70余(出生于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几(出生不晚于1960年代)。再老的人属于上一代,他们的记忆中还有“解放前”,而我们这代人却“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的教育”。再年轻的呢,没有文革的记忆。文革不光“触及灵魂”,也塑造灵魂。没有文革经历,我们这代人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与其他人相比,我们的生活经历“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国孩子有吃不饱肚子的,但绝大部分足吃足喝,还有许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营养过剩造成的。可我们童年时,除了内分泌失调的“病态胖子”,真胖子极少,因为极少有营养过剩的,连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饥肠辘辘,包括“皇帝脚下”的北京人,包括绝大部分干部家庭。用王朔的话说:“都是苦孩子出身”。当年我们男孩几乎个个都能“数排骨”,就是一条条肋骨清清楚楚。估计女孩也一样,只不过她们不光膀子,看不见而已。当年我们盼春节可比现在的孩子要强烈一百倍,而最大盼头就是有好吃的。

尽管如此,我们当年毫无“吃苦倒霉”的感觉。如果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差不多,你就感觉挺正常。虽然那时比现在穷多了,但是相当“平均”。更何况,我们还被告知是“长在蜜罐里”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曾经相信了。大人的话能不信么,我们那时还是孩子。

我们这一代受的启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说教学质量,论质量,城里的学校和农村的学校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一致是指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政治观念。其实,课堂内外,书籍报刊,电影广播,所有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种故事”。从小听着这种故事长大,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很简单:以1949年的“解放”为界,中国历史划分为旧社会和新社会。旧社会里坏蛋掌权,欺压剥削穷人,而新社会天翻地覆,共产党领导好人打倒了坏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们的政治观念就这么简单,又非常一致。就连许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他们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愿意“划清界限”。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反右、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大跃进、阶级斗争教育、四清,社教,我们的思想越来越“革命化”。接着,文革开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们天天准备着革命,时时警惕着阶级敌人,但做梦也没想到,革命的对象、最大的敌人竟然在共产党内!居然是二号领袖刘少奇!那时“刘主席”和“毛主席”两张画像都并排贴了,有人喊完毛主席万岁顺口都喊刘主席万岁了。多么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后是极度的兴奋: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说电影都离奇。

文革初期,整个社会秩序大崩溃,造反了!谁能想到在“好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听老师校长的话,不再上课,不再担心考试、升学。可以在学校干革命,也可以不去学校在家玩,随便。全中国的中小学整整停课一年多,空前绝后。那时的北京(估计全国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从早到晚到处是闲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笔者记得有一天,一个老头大声训斥我们几个闲得无聊的孩子:你们呀!宝贵时光啊!就这么浪费呀!当时觉得老头神经病,现在却感到老头的话痛彻心腑。我们确实浪费了太多的时光(应该说“被浪费”吧?)。

我们中的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生(那两届根本没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学生高不了多少,因为从1968年进了中学就没上几节文化课。“天天读雷打不动”,每天第一节课学毛著,然后还有政治课。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庆祝毛的最新指示发表,党的某届会议召开,抗议美帝支援越南,抗议苏修,夹道欢迎外宾。每年三夏下乡支农收麦子,一干十天半月,备战挖防空洞,五一、十一庆祝活动,提前小一个月就开始操练。真没多少时间上课。而老三届的呢(66、67、68届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课闹革命就再没有上一天文化课,到1968年底就全体毕业上山下乡了。

上面是抱怨: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们更有不容回避的另一面:许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们中的许多曾是红卫兵,曾经批斗打骂老师校长,还曾“杀向社会”:破四旧又烧又砸,毁坏不少文物财产,还抄家暴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牛鬼蛇神,资本家等等)。我们曾真以为他们是死有余辜的坏蛋,毫无怜悯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红八月”就有数千个黑五类被活活打死。看到本应天真善良的十几岁孩子竟然如此凶狠疯狂,那些仍然头脑正常的善良人该是多么恐惧又绝望。不少人就被这绝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

红卫兵为什么那样残忍?他们放纵自己的人性恶罪责难逃。但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当年写检查可都这么干。

那时红卫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积极分子(后来的“小脚侦缉队”)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门。因为当时上面有指示,要他们协助和保护红卫兵小将横扫牛鬼蛇神和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而红卫兵的凶残也不光来源于先天的人性恶,更有后天的教育:残忍教育。我们当年从小学就开始常听“忆苦报告”、“革命故事”、“阶级教育”,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坏蛋如何对好人施以酷刑,什么老虎凳、钉竹签子、关水牢、“披麻戴孝”、“点天灯”,多了。听得我们这些孩子毛骨悚然。记得当年北京民族宫有个关于西藏的展览,其中有用农奴的头盖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灯罩,笔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恶梦。也许这些并非都是编造,但如此残忍的内容是不是也该考虑“少儿不宜”?特别是:我们的头脑中已经被灌满“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再加上这种残忍教育还能是什么结果?我们在惊吓之后就有了一种潜意识:向所有“坏蛋”报复,并且同样残忍。

当然,说到红卫兵作恶,也决不该笼统地用“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红卫兵,当年红八月里打人的也只是全体红卫兵里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干部子弟成立的“老红卫兵”。而且,老红卫兵里也有一些没打人、反对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红卫兵还会说,红八月之后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搞武斗打死的人更多。

确实,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全中国随便哪个学校随便几个人就能成立一个红卫兵。成千上万互不隶属的红卫兵组织千差万别:激进的,保守的,暴力的,温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现在,红卫兵却有了“固定形象”:黄军装,红袖章,大皮带,街头破四旧又砸又烧,炒家暴打黑五类,天安门跳着脚喊“毛主席万岁”如傻如醉。把这样一个“标签”贴到所有红卫兵身上是个极大错误。比如说1969年之后,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团的“准替代组织”,受学校老师领导了,都是些听话守纪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学生才能加入。把我们这代人都说成红卫兵是更大的错误,我们之中不仅有许多从没参加过红卫兵的,还有许多甚至是红卫兵的加害对象,比如出身不好的,当年被称作“狗崽子”。

当然,我们毕竟有共同之处。我们都经历了那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并深受影响。文革中,什么遵纪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扫而光。那时,“彻底砸烂公检法”,连杀人(打死黑五类)、抢夺毁坏财物(破四旧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还有什么法律法规可言?尽管后来又努力恢复法律法规,但也很难再得到我们真正的尊重。

我们许多人留下了无视法纪的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哪些规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断是“有人管吗?”。凡有人管,你一干就会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惩罚的事就不能干,或小心地干,别让人看见。至于这事是合法还是非法却很少考虑。在法规沦为废纸的文革中这么做简直是当然的。但我们许多人把这习惯延续下来了。当有权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种制服的、戴红箍的)不在场,自然就会钻个空子,把个人利益扩展到最大范围。比如,在贴着“禁止吸烟”的场所,如果吸烟并无人管,那就随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书中北岛的文章,他们一伙人当年曾长期使用自己画的月票,还从工厂“顺”(就是偷)东西,而且文章中毫无“做过错事”的意思。那时做这种事也确实不算什么。在工厂里干点私活(做鱼缸、打刀子、甚至做家具),顺走点东西,太普遍了。问题在于,文革之后仍然有太多的人习惯不改,依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不在意法规和道德,只在意“有人管吗?”。

如今有人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无所畏惧,在“没人管”的场合就只顾自己方便不管别人和法规。这话有道理,我们确实缺少督促我们行为高尚的信仰。但是应该说,我们这代人也曾经有过“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阳般的“神”,共产主义和关于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就是神圣教义,就是我们的信仰。那种不惜献身的虔诚,失却理智的盲从,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这个宗教讲阶级斗争,不讲行为高尚。

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然后是崩溃,一泻千里。毛“神”用完了红卫兵的“引火柴”价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将”变成了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发送农村。而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的动摇了有关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尼克松访华,我们又开始从“门缝”看到了一些外面的世界,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神话也破灭了。而林彪的叛逃则是对我们“宗教信仰”的致命一击。林副统帅一夜之间从九天之上跌落,我们大多数在震惊之后则丧失了心中对毛“神”的虔诚崇拜。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还在崇拜毛,但我们大多数人从上山下乡开始,到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丧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崇高的信仰来接替,我们的精神没有在“惊醒”后升华,只是变得很实际,很物质。也有道理,当时不少插队知青连肚子都吃不饱。当然,我们中的佼佼者从不甘心精神沦丧。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地下读书活动,从事政治理论钻研、文学艺术创作。他们努力攀登,力图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围的混沌,能看到远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处,关注的就是活着,活得更好一点。本来,这也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疯癫不仅打破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的常规,也打破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线。“高尚的行为”失却了存在的基础。

今日的腐败在文革后半期就已广泛孕育。办事找熟人走后门,行贿受贿已经非常普遍。只不过人们都很穷,行贿只是用烟酒土特产之类。那时一个售货员一个司机都可以用手里那一丁点权力捞取好处。尽管好处不大,权力微卑,但“性质”仍属以权谋私,或者说:腐败。可怕之处在于:这种细微的腐败太普遍,以致可称“全民腐败”。如今的腐败难以禁绝,苍蝇老虎前赴后继,就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腐败问题很复杂,不可都归因于文革。但有人竟说根治腐败需要再来一场文革,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文革经历还使我们丧失了诚信。说大话假话,人前人后说两种话摆两副嘴脸太普遍了。当年在许多场合这样做简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别管真相如何,别管你心里怎么想,当众只能说一种话,表一种态,不如此马上就是“现行反革命”。政治层面如此,生活层面又能好到哪里?弄虚作假成了生活习惯,为歇两天设法弄张病假条,说爹妈病重请个探亲假,为了病退返城,体检时作手脚查出个重病,捡废车票报个假账,画个月票、粮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丧失了做人的是非观,只想尽量多得一点私利。就这样,不讲诚信的政治也毁掉了生活中的诚信。

我们还使用过文革语言,至少在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的政治学习中模仿过。这种语言就是对敌人的战斗语言,气势汹汹,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更不容分辨,因为对方罪该万死,只需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语言的基础是“唯我正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横思维。有人干脆描述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我们文革中的孩子还曾满嘴脏话,什么“他妈的”、“我操”、“你丫的”,随口出来无数,说者听者都习以为常,并无骂人或被骂的感觉。当然,我们大多数早已摈弃了文革语言和脏话。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经顺口的词语又会喷涌而出。

不光语言曾经富有战斗性,我们中的不少人还有过“战斗经验”:在文革的武斗中,还有那时城里的孩子打群架。时至今日,这种战斗经验仍然会让一些人在日常纠纷中咄咄逼人。

文革对我们的塑造还有不少,不再赘述。

当然,上面只提到“不好的”那面,肯定还有“好的一面”。比如,我们吃过苦,沉到过“社会底层”,生活节俭,做事实在,不怕吃苦受累。我们中的佼佼者还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不过这里不想摆好儿,老王卖瓜容易惹人反感。

还要再次强调,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万别,本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标签下。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很特别很畸形的年代,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

因为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太特别,难以让后人理喻,更容易被误解。连我们自己回想起来都常常理不清楚,争论不休。我们不少人写了书和文章记述当年,这很好。如果留待后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离真相更远。

写清当年的事,也许并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减少他们误解。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愿望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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