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菜上桌后，大家这才打开话匣。（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前不久到欧洲旅行，其中一站是柏林。老友兼“六四”难友兼酒友，现在在欧洲大红大紫的廖亦武，早早就约好了去他家喝酒；一次还不够，要求隔天再去，理由也很具诱惑力：荷塔．慕勒（Herta Muller，1953-）要见我。
荷塔．慕勒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廖的好朋友。她跟我们这些中国的流亡者有两点惺惺相惜的地方：第一，她本人原来在罗马尼亚，曾经有过被共产党迫害的经历，对于共产极权深恶痛绝；第二，她的写作围绕着流离失所者进行，写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而流亡者，就是最典型的流离失所者。这大概是她跟老廖一见如故感情格外深厚的原因，也是有兴趣跟我见面的原因吧。
那天晚上我到了老廖家没多久，荷塔．慕勒准时到达。一个身材娇小的女性，但眼神透出锐利的光。她英文不是很好，我则是一句德文也不会，所以老廖专门请了一位中国来的同步口译的朋友来帮助沟通，但那位朋友还没到，而老廖自己满头大汗地在厨房里炒菜，于是语言不通的我们两个，只好把目光转向同一个目标――老廖的小女儿安娜。
安娜兼具德语和中文能力，但是忙着玩自己的游戏，懒得帮我们翻译，荷塔．慕勒和我就分别跟安娜聊天，气氛有点尴尬。好在不久后翻译到了，老廖辣死人不偿命的川菜也上桌了，斟满红酒，大家这才打开了话匣。
因为老廖的关系，荷塔．慕勒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而且也非常关心。她的出发点完全是人权和民主理念，曾经因为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开批评诺奖委员会，因为莫言的那一番关于支持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话令她很不爽。我们的聊天就从中国的话题开始。
我说了这次欧洲行的感想，就是中共借助金钱开路在欧洲深具影响力，这令我相当担忧。我知道你不能要求欧洲国家的政府坚持正义――坚持正义似乎从来就不是政客的首要考虑，所以我问荷塔．慕勒：为什么当初北约军事介入前南斯拉夫的内战的时候，包括哈伯马斯在内的欧洲一些顶尖的知识分子纷纷公开表态，并且热烈辩论，在社会上也产生很大影响；而现在面对经济崛起的中国对于欧洲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且很少见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讨论和站出来说话？
她的回答显示出浓厚的悲观情绪。她说，首先，欧洲经济凋敝，需要中国的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无可厚非；其次，今天欧洲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说话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听了。这番话让我颇为吃惊，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然后我提到中国的发展，有法西斯化的倾向。没有想到，这个比较却让她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她长篇大论了一番，核心的观点是：不能轻易地进行这样的比较，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很复杂的概念，也有很复杂的历史脉络，必须深刻了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渊源，否则不要提到法西斯主义这个词。
她的强烈反应让我有些吃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那位担任翻译的朋友在德国住了几十年，显然比较能够了解问题的症结，她告诉我，德国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忌讳谈到法西斯主义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外界往往在不了解内涵的情况下就轻易触及这个议题。
这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情况。看来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至今仍旧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很敏感的一块。就这样聊了一个晚上。临走的时候，荷塔．慕勒跟我拥抱告别，老廖则是把她抱起来转了几个圈，一种微醺之后的热情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