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平和”的理念，在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在中庸之道上。（绘图：Mimi Zhu/看中国）
上古时代，尧帝传位给舜时，给了他四个字：“允执厥中”。尧帝要求舜答应他，一定要按照“中道”治国理政。太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必须适中，恰到好处，也就是河南人讲的“中”。这是中国人“中正平和”思想的最初由来。后来，舜把这四个字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四个字是我们的祖先在上下五千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保障。
但是，到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允执厥中”的伟大历史传统，被中共从它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极端思想硬生生打断了。中共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以极左居多。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被中共极端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共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一直斗了70年。结果是，好斗的思想、观念、语言、行为，几乎影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有时，一言不和，两个人就干起来了。有的人火气特别大，一点就着，导致了许多人间惨剧。
对于炎黄子孙来说，回归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中正平和”的理念，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我们理当竭诚继承，并发扬光大。
做人上的中正平和
“中正平和”的理念，在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在中庸之道上。中庸之道是儒家追求的至高境界。《论语･庸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大儒朱熹对中庸的理解是：“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无原则。
不偏不倚，就是中道、正道，就是客观公正，就是“一碗水端平”，就是不存任何私心。《中庸》上讲：“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说，人的内心没有发生喜怒哀乐、心静如水时，就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中正”；发生喜怒哀乐时，能够很好地调节，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及”，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也八九不离十，这就是“平和”。当人的心处于中正平和时，为人处事就能把握好分寸，适中、适度、适当。
反之，当人处于大喜、大悲、大怒、大乐时，是不可能理智的。人的情绪越极端，其思想和行为就越极端。如何使情绪“中节”而不至于走极端呢？孔子的经验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其两端何以就能竭焉？孔子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后世将这句话简化为“执两用中”。关于中的作用，《中庸》用了一个字来表达，就是“和”。祥和、平和的心一旦生起，不良情绪便会消解于无形，人的思想就可归正。
中庸之道的核心是教育人们自觉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中正平和”之人，与己谐和，与人谐和，与社会谐和，与天地谐和，最后，达到至善至圣的理想境界。唯其如此，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医学里的中正平和
现在人们将中国古老的医学称为“中医”。其实，“中医”的本意不是这个。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为什么“中医治人”呢？是因为人不好了才生病，把人调整好了，他自然就不会生病。因此，中医的着眼点在人上面，不在病上面，只有下医才是治病的。中医，就是中道之医，就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正平和”理念而来的医学。
《黄帝内经》对健康的定义是什么呢？很简单，“平人者不病也”。何为平人？唐朝医家王冰的解释是，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的人叫平人，即处于中道、正道上的人叫平人。换句话说，中正平和之人，就是健康的人。如何做到中正平和？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上说：道德不全，纵服玉液金丹，不能长寿。道德日全，不祈寿而寿延，不求福而福至，此养生之大经也！尊道崇德，积善积德，方可身心健康，福寿双至。
病的表现是什么呢？太过或者不及，无论是身上的病，还是心上的病，莫不如此。老子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就是过了；不足，就是不及。按照“天之道”，过了，就损你；不及，就补你。这个损和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让你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即中正平和的状态。中医的治疗就是这样。一是调身。《黄帝内经》讲，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二是调心。心平气就和，“恬淡虚无”，就能够“真气从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当一个人五脏、七情、气血、阴阳调和时，就能百病不生。
音乐里的中正平和
古琴，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相传为先皇伏羲所创，位列中国传统文化“琴棋书画”四艺之首。自古“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古琴之精髓亦在“中正平和”。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琴者，静静安坐，心无杂念，身外无物、古今不存。此时，唯琴，唯人，唯天地，蕴涵天、地、人合一之内在精神。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琴、是茶，都是在静中洞见内在的自我，养中正平和之性。
《礼记･乐记》讲：“乐者，天地之和也”。《论语》中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春秋时期吴国的季札认为，音乐应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齐国的晏婴主张，乐曲“清浊、大小、短长、急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嵇康认为雅乐与淫声的关键区别在于，雅乐中存在着一种“平和”的精神。古曲中流传较广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鸥鹭忘机》等，都具有平和、恬淡的特质。
中国绝大部分传统乐曲是单声部曲，很少有主调、副调、和声分部的问题，而是单一旋律横向延伸展开、回环重叠。在音调和旋律上，一般没有太大的高低、强弱、快慢的对比和反差，乐曲始终保持一种平稳、内敛、含蓄、清新的吟诵式风格，如《平湖秋月》、《阳关三叠》。反映在音律构成方面,则是无半音的五声体系（宫、商、角、征、羽）组成的平和曲调。听中国古乐，给人的基本感受是宁静、祥和、轻柔、放松、富有诗情画意。
儒家礼乐文化认为，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乐曲可以陶冶、调和人的性情，使人血气平和，精神保持谐和愉悦的状态，从而进一步达到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安定。所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儒家文化以音乐为精神安息之地，将“乐”视为人格完成的境界，此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范仲淹家族能够八百年不衰，多半仰赖他以“中正平和”治家、传家。（绘图：敏子/看中国）
“中正平和”天地宽
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的国家，跟在锅里煎一条小鱼的道理是一样的。“中正平和”的理念，贯穿在从个人修身养性到医学到音乐到建筑到治国平天下的方方面面。月亮围绕地球转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地球围绕太阳转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太阳在银河系的运转当中，也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客观规律有序地运行着。人也一样，做到中正平和，就是在轨道上运行，就是走在光明大道上；偏离中正平和，就可能跑出轨道，最后身心俱毁，形神全灭。
“中正平和”是浸润在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顺应天理人心、导正人的思想行为的卓越价值观。东晋陶渊明辞官回家后，不仅没有垂头丧气，相反，还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为他心中正，气平和。北宋两个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相反，却能“君子和而不同”，也因为他们都深受“中正平和”传统的薰染。
范仲淹家族能够八百年不衰，也因为他以“中正平和”治家、传家。能做到“中正平和”者，经商置业，可和气致祥，和气生财；治理一方水土，可礼乐谐和，秩序井然；治国安邦，可得天时、获地利、聚人和；国际交往，可四海一家，万邦同乐，天下归心。
回归“中正平和”，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终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