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与邓小平（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9月28日讯】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与此同时，美中关系也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后，美国对开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双边关系似乎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从最初的封锁到后来长达40年的接触再到现在的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思量？
1949-1969 封锁和孤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生剧烈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曾经在二战中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结盟的美国，在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间，拒绝承认共产党政府，继续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实施封锁和孤立。
不过，史料显示，在中共建政之初，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完全排除与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鲁门甚至派出了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1950年1月，杜鲁门宣布结束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1950年6月，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虽然美国不支持直接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也不会使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这样的动议。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门最终因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选择向苏联阵营“一边倒” 而关闭。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办事处的首位主任，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在这本书中，伯恩斯坦认为，即便美国更早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转而与共产党人合作，毛泽东也不会倒向美国，所以，谈不上杜鲁门政府因为错误政策而“失去了中国”。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美中之间不友好的关系，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将毛泽东推到了斯大林那边。
但伯恩斯坦认为，无论美国怎么做，毛泽东注定会选择苏联。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认为是美国将毛泽东推向了斯大林，毛泽东一直都在斯大林那边。因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起源的权威。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对斯大林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毛是斯大林的忠实的门徒。即便是美国1949年打算与中共建交，我也不认为会有多大的改变。”
伯恩斯坦说，毛泽东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总部。如果这一点不改变，那是无法扭转当时的美中关系的。他说，毛泽东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显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极端的革命目标。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就使中美关系从蒋介石时期的盟友变成了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韩战全面爆发。 伯恩斯坦说，即便美国曾经有意图与中国建交，韩战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发。一个星期内，杜鲁门下令美国海陆空部队援助韩国，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统一台湾。同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美中直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美国主要是通过孤立和封锁来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1950年11月7日，华盛顿终止了美国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全面对中国实施禁运。1951年起，美国还鼓励盟友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对中国的禁运。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
军事上，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后，构建了一道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的“新月形包围圈”围堵中国。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台湾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军事协定等。
另外，美国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排斥。比如，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加入联合国，却一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伯恩斯坦说，当时，美国国内对共产党国家很害怕。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恐惧分不开，甚至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可以追溯到这点，美国担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1969-1979 缓和与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苏联的盟邦，但是随着苏联在1956年开始“非斯大林化”，中国公开与苏联对立。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1969年春季，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边界（珍宝岛）爆发的激烈冲突将中苏紧张关系推到了最高点。莫斯科随后向边境地区调集重兵，并部署核武器。苏联成为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
不过，这场冲突，却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促成了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苏联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之下，北京决定靠拢美国，借美国之力建立反制苏联的战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也在寻求抗衡苏联的力量。
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释放善意。比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也不再阻挠北京重返联合国。
其实，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立刻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月1日，他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一再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同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1971年3月，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基于一个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美国认为，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也称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他曾担任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2012年在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纪念时，史伯明这样解释尼克松访华的背景。
他说：“双方的背景，在美国方面，当然是越南战争，那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中苏方面，是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双方因为界河上的一个小岛发生冲突。那是艰难的时刻，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双方都担心苏联， 这是将我们双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国在北京开设联络处。兴奋的基辛格写信给尼克松说， “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中国当时实际的领导人邓小平便率团访美。1月31日，两国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
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关系最好的时期。随着1980年代双方高层与工作层接触的加深，两国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事务等。
两国密切合作的最大体现是美中军事合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出动十多万解放军对越南发起攻势。这场战争导致大量中国士兵伤亡，但是却使得美中关系进一步强化。
中越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急需现代化，而彼时，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战争后，中国从此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在此之后，华盛顿同意向中国出售军用装备，包括先进雷达、运输型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以及带有先进军事软件的计算机。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是美苏冷战的高潮期。美中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在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署了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在这份公报中，美国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则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美中之间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引发的短暂危机得到缓和。
在里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段期间，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规模增加，双方的部长级访问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互访都大为增加，双方还合作对抗苏联。
他说：“我们还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在中苏边界设有基地，在这些秘密基地里，我们与中方合作追踪苏联的导弹。我本人还去过其中一些。我们还与中方合作向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到里根总统1988年1月卸任之际，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与他就任时相比翻了一番。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全部400亿美元对外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那段时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候在辩论和思考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后仅一个月就到访北京，其间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1989-2009 接触加防范
美中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国当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血腥镇压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学生和民众。
“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宣布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包括美国停止高层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许多制裁现在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从“六四”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带有了接触和防范的双重色彩。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
孟捷慕 （James Mann）1984年到 1987年期间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他曾在六四2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六四”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终结，也使得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从1971年到89年，中美两国发展了基辛格所称之为‘心照不宣的联盟’，合作对抗苏联 …… 1989年发生了两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门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导致1971年以来存在的美中关系的结束。这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还是进行对话，他们试图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原到从前的样子。”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1991年，苏联也解体，美中联合抗苏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
不过，美中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共同的战略利益-经济和贸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经贸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贸合作成为继安全关系之后，美中关系的新的“压舱石”。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回顾美中关系历史时，这样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的政策原因。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对老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不久后即与中国接触大加抨击，他甚至称中国领导人为“北京的屠夫”。克林顿在上台之初把贸易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不过，到1994年5月时，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贸易与人权脱钩，意味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经贸关系成美中关系中的主轴。之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克林顿还签署《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释了克林顿总统当时的想法。她说：“（克林顿）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为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帮忙，让中国民众有个选择机会——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 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也是美国科技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的时期，除了敏感科技外，个人电脑、手机、智能手机等民用技术几乎同步流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快地追上美国的科技节奏。另外，大批中国人开始到美国留学工作，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
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确立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中美确认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关系波折也不断，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和冲突，其中最重大危机应该是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降温，接任的总统小布什一上任就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现在的川普(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定位类似。小布什还公开表示要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4月 ，中国军机与美国EP-3 军用电子侦察机相撞，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2001年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两国关系迎来了转机。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美中开始新的建设性合作，主要体现在反恐、反扩散和解决朝鲜问题等方面。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戴杰（ Jacques DeLisle）在911事件1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说，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以及后来的两场战争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没有精力关注与中国之间的摩擦。他说，911事件的确改善了美中关系，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在接下来的10年，对美国来说，事态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因此赢得了十年稳定的好时光，让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到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2016 重新定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美中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中国却通过四万亿的庞大经济刺激措施，不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保持了相当快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功走过金融危机，并成功主办08年奥运会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行事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申索中。
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次危机大大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
她说：“这样一来 ，中国内部就过早产生了一种胜利主义情绪。中国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领导层和公众开始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
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说， 崛起的中国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两大挑战：第一，如何威慑中国，使得中国不会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第二，鼓励中国在多边全球管理上做出贡献。
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八年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对上述两大挑战的考虑。他还说，未来的总统也需要考虑到这两点。
上台之初的奥巴马原本希望积极接触中国，他是第一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奥巴马政府的立场逐步强硬，到第二任期更倾向“遏制”中国。
奥巴马上任的第二年，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并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
2011年11月，为了充实重返亚洲策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这个战略，除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部署外，在政治上，美国致力于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构建适应新时期安全环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
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设计的，有遏制中国的意味，但是，中国将其视为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的围堵。
虽然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从原先的反控、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
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还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 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分析人士称，两国关系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国内政治转向威权密不可分。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步放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提出了“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方针。在政治方面，他喊出“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挑战现存国际关系框架。在经济方面，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图谋大国崛起。2018年，习近平还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过去所发生的，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大调头，向更具威权特色的中国政治回头。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的终止，这违背了邓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党的地位，党吞噬了政府，并试图控制一切。党对社会的主导也大大增加。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高压。所有这些国内趋势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释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这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
2017-2019 脱钩与限制
2017年川普政府上台，美中关系迎来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川普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
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正“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
在行动上，川普政府采取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动用所有资源于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与中国经济脱钩，并对一些人员往来做出限制。
经济上，2018年3月起，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对中国施加关税，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并对华为和中兴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活动，提升了台湾的政治、军事交往级别。在人文交流上，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人权领域，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大力抨击，并加强援助西藏。
2018年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吹响了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在演讲中，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战斗的号角， 在这一条前进之路上，他没有提出要达成共同的结果。他基本上认为，美国和中国会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区域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川普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美中贸易争端已使中国失去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9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美国也同时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2019年6月，分析人士说，美中在经济 “分手”或是“脱钩”已经成为部分现实。
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安全会议上，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说：“一年前，我和其他人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的是，这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 脱钩）或许是战略大师们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的现实。 虽然在有些领域我们听到了抗议，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也在继续，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美中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和谐合作的关系了。
即便是换一位总统，前景可能也不乐观。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参选人在迈阿密初选辩论中， “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是共识。他们说，“中国正利用科技来完善独裁统治”，“中国贸易行为‘不当’，属‘重商主义’，‘像海盗一样’”。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这一次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未来，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常态”。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人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他们是在做梦。我们能够在我们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个别议题上合作。但我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将是摩擦、竞争、压力。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关系中的摩擦和紧张，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全面的敌对关系。”
（林枫、莉雅、方冰、尹暄、周士为、闻彤对本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