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9年10月28日讯】2019年10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到三季度的GDP增长等一系列经济数据，通过与过去两年的相比，可以发现很多奥妙。
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2017年、2018年、2019年到三季度，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扣除了通胀因素）分别7.3%、6.5%、6.1%，在今天全球经济都比较低迷的具体情况下，似乎是一份很不错的成绩单。与之相对的是消费支出的增长分别为5.4%、6.2%、5.7%。
既然居民收入和支出都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消费数据就应该是一片红火才对，但这又与手机、汽车、服装市场所反映的现象不符。手机销量在2017年就开始下跌，现在处于比较低迷的态势；汽车销售已经遭遇了一年多的同比负增长，有些月份的负增长幅度还很大，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汽车保有量到顶的问题，所以，汽车销售的低迷必有内在的根源；而服装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销售也比较低迷。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谁让居民不再敢购买汽车、手机和服装？
下面是2017年、2018年、2019年到三季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金额和各分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凤凰财经制作）。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居民消费和各分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018年度中国居民消费和各分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居民消费和各分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由三张图的对比可以看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不大，这很正常，教育是刚需，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生活用品和服务、其它用品和服务占比比较小，变动也不大，就不考虑。
有两个大项在总支出中的占比是明显增长的，其一是医疗保健，三年中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7.9%、8.5%、9.1%，增长的十分明显。看病难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倒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是居住支出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三年中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22.4%、23.4%、23.3%，考虑到房价在2016-2018年出现明显上涨，2019年处于高位横盘的态势，这个数字的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就看到有几个方面的支出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压缩。衣着最明显，三年中衣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6.8%掉到了6.2%，如果再考虑服装价格的变化，服装销量的下跌就是正常的。然后就是食品烟酒，从29.3%下跌到了27.9%，这个跌幅也比较大。当然，有一部分富人是因为所有的食物烟酒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当收入继续增长之后，总收入中用于食品烟酒的比例就会下降，但估计有一大部分人还未达到食品烟酒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的水平，所以，这一块支出的比例下降，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最奇妙的就是交通通讯一类，三年中在总支出的占比分别是13.6%、13.5%、13.4%，变动的幅度很小，考虑到居民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对手机和汽车的需求就应该持续增长，但汽车和手机的销量为何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里肯定不是因为价格因素，因为汽车价格的变动并不大。这一大类可能和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有关。虽然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动不大，但随着房价的上涨，汽车使用环节的各种费用都会明显上涨，就直接挤压了居民购买汽车和手机的能力，导致汽车销量的下滑。
综合起来看，房地产和医疗两个行业在过去两三年中是明显受益的，而服装、汽车手机、食品烟酒等行业是明显受损的。
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三年中的基本生活水平提升了，那就需要恭喜，说明你的真实收入水平（扣除真实通胀）确实是上升的。如果你觉得真实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体现在食品烟酒、服装、旅游、交通通讯等方面），那就是房地产和医疗两个强势部门惹的祸！当然，惹祸的还包括交通通讯行业内部的强势部门，比如停车场所、高速公路收费部门，有罚款权力的执法部门（交警、运政等）。随着地方财政的日趋紧张，罚款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收手段，除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外主要是它们在打压汽车行业的发展。
经济学家一直在说内需不振，其实经济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上述强势部门所带来的问题，这需要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就是无解之局。
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有些人就真的需要“节衣缩食”了。对于食品烟酒分类来数，到三季度的人均支出总数是4310元，用除三乘四这种简单的算术算法核算成四个季度就是5747元（考虑到一季度是消费旺季，这种核算是合理的），这一金额比2018年的5631元仅仅增加116元，增长率是2.06%。今年食品烟酒的价格涨幅在一二月份比较低，分别为2%和1.2%，此后就是持续走高的态势，到9月已经高达8.4%，说明部分人确实是在戒烟戒酒（希望“戒肉”的情形还未发生）。今年前三季度人均的衣着消费额是962元，按算术折成四个季度是1283元，已经低于2018年的1289元，考虑到涨价因素（衣着价格9月的涨幅是1.6%），说明人们确实是在节制对服装的购买。这种现象应该可以称呼为节衣缩食吗？对部分人来说这个冬天比较冷。
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为49.2%，债务收入比为90.2%，这个债务水平是高还是低？专家们不断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个数据低于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与智利、巴西相近），这种比较是无用功。因为一国家庭部门的合理负债水平与本国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水平有关（保险水平越高，可负债水平也越高），也与GDP中居民与国家只间的分割比例有关（越倾向于前者，就可以承担更高的负债率），还与货币的信用度有关（货币信用度越高，负债能力越强），这说明国与国之间没有丝毫的可比性。但上述现象却说明，家庭部门的杠杆已经到了极限水平，因为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杠杆率开始影居民正常的消费支出。其实，管理者很清楚这一点（远远强于很多砖家），也适时提出了“房住不炒”。
罗列上述数据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目的是找到现在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如此才能激发消费活力，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抛开人均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极为突出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强势部门，包括：高速公路、停车场所、燃油供给、交运和警察的执法部门、房地产、医疗机构等。如果要给中国经济注入新活力，就必须改革上述强势或垄断部门，降低它们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担，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张拉动企业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只有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激发新活力，这其实就是老生常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