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陆新编历史教科书。（网络图片）
首先想谈谈历史观，谈谈我个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
常识、常情和常理
先谈谈我的史观，当然我是从最简单、从个人的生活经历谈起。在昨天晚上的《思想与社会》这门课上，我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到“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重平常人对历史的看法，而不太看重学者们对历史的看法。”当然，对中国整个的思想界我都是这个观点，我不太看重中国学术界和这些学者们对思想和社会的观察，而更多地看重老百姓，看重平常人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平常人他有一种常人之心，有一种我一直强调的常识、常情和常理；而学者们往往丧失了常识常理常情，变成了观念人，社会学理论里的观念人。这样的人做出来的学问，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没有人性”的学问，就是纯粹的文字堆积而已。
新左派的辩护词
我首先要谈的是我近段时间的遭遇。大概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左派、新左派，民粹主义者发动了几轮对我个人的攻击。比如4月份那次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与评价方法”的讲座，也就是后来被他们称作“反毛讲座”。我当时举出毛泽东在井冈山整肃AB团时杀了多少人，大饥荒时饿死了三千万五、六百万人等数字，然后那位同学说：“那算什么呢？斯大林也杀人。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还多。”这个骇人听闻的观点也是很多新左派替毛泽东的辩护词。他的言下之意是：“虽然毛泽东残忍，但还有比他更残忍的斯大林在，所以毛泽东是可以原谅的。”
这种观点它到底错在哪个地方？它到底来源于什么样的思想背景？这些问题我们同学可能没想过，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必须思考。一位在我们学校参加培训的内蒙古检察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他说：“我想向在座的诸位同学们提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你是毛泽东，你会怎么办？”他没有把自己的结论陈述出来，而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他的潜在答案。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假如你是毛泽东》来回应他，这篇文章在网上找得到。这是讲座当场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对我们理论界，对历史学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虽然很多历史学家会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应，但我认为无法回避。
除了当场的三个问题，在网上后来出现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先简单地列出来。其中有一个说法应该说影响很大。浙江瑞安驻沪商会会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仪容整齐，红光焕发，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间，他惟一一次发言是评毛：“我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个伟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商机会与事业。”“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我看到这种观点时大吃一惊：原来还有这么思考的！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有更多人也是这么思考的呢？其实不仅这个商会会长这么说，就我所接触到的，作家张贤亮在《小说中国》中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张贤亮这个人还是在毛泽东时代遭受了重大创伤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右派，但他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某个人一时的思维短路，而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样的说法引起我的思考：它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荒唐的说法？它错在什么地方？……
还有我们学校一位挺有思想的同学，他在批评我们讲座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幼年时期难道不允许它犯错误吗？你能要求一个幼儿像成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一点错误不犯吗？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成熟了，所以它壮大了、成功了……。当然这个观点似乎来自一部著名的作品，叫做《AB团肃反与福田事变始末》。但这样的说法最初又可以直接追溯至毛泽东本人。尽管我是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才气，但是对于他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他们就这么死了，值得吗？
还有一个也是我昨天晚上提到过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他不是一个学者，但是对历史问题很关注，看了不少书，尤其是人物传记，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说了一些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我认为也可以代表我们老百姓，而且是有思想的老百姓的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他评价湖南历史上的一些英烈，像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谭嗣同等等，说虽然说从道德上、从人格上我很佩服这些人，但是他们就这么死了，值得吗？其实他们那么年轻，那么有后劲，那么有积累，他们本来能干出更大的事业，但是他们却以卵击石，把自己的生命就这么耗掉了，他们不应该这样的。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像蔡锷、毛泽东一样，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保存实力，然后，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个人的成功，赢得你对政权的掌握。这是他的观点，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思考问题的方法。
他们在琢磨着：当面对强大的势力时，我们值不值得这么耗进去？我那位朋友还劝我说：你是学历史的，你应该知道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就是物极必反，任何一种力量到了最强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衰败，在它最强盛的时候你是不应该去对抗它的，应该回避，回避它最强的攻势，等它下降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墙倒众人推……
这是这段时间里我所接触到的普通人对历史的想法，这些想法对我的思想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冲击，一种“激活”。他们提出来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平时不会关注也不会去思考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说法中内涵着这个时代的历史观，它比书本上、学者们的历史观更真实，更重要。因为它是人们内心的真正想法。所以我愿意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我的思考。
我们的观念出自历史教科书
先表明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些历史观都是错误的，没有一条是经得起考验的。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否定、批判，而是要对它们做一个学术的分析。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这些不假思索说出来的观念看来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些观念是1949年以来六十多年历史教育的结果，是历史教科书慢慢培养出来的思想。
也就是说，很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口中说出来的，但是一思考就会发现，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出自历史教科书。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清理，对六十年来我们的主流的、正统的历史观进行清理。我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历史教科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第二部分，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选择性失明”的伪历史
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把历史教科书拿到手里一看，它都有哪些章节，每个章节讲了些什么，包括我们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好，历史的必然性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的。
比如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
但回过头来看，仅从知识层面说，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任何的历史教科书都会有所选择，在叙述上有所侧重与偏好，在历史知识的选择上会有“选择性失明”（但稍微有些史德者绝不是歪曲事实）。尽管许多的历史知识被遮蔽掉了，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强行灌输给我们的历史观
重要的是史观，是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给我们的某种思想。
历史教科书强调的历史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所谓的“帝国主义观”，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动辄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的灾难也好，落后也好，挨打也好，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那些新左派们又在重新宣扬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叫做“国际体系”与“新殖民主义”之类。这个暂时不必理会。
其次是所谓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历史规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外于人的、自动发生的，还是人的意志，或者说是人的行动产生的一种规律？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它基本上被认为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早已被否定了。《思想与社会》这门课的参考书目里面我推荐了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大家可以参考。
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如果说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人在历史中岂不就是一根木头———我们小时候玩木头人的游戏：“不许说话不许动，谁说谁笑谁就是王八蛋”之类——但是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木头人一样，“历史规律”它又会如何起作用呢？假如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只有木头，那它会有历史吗？会有历史规律吗？我们说历史是人类自己的历史，不是木头的历史，那它怎么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这基本上是不需要理论上的辩驳了，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成了一个“真理”！
这样的“真理”想做什么？它的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把人当作木头，当做所谓历史的“工具”，使我们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失去了人的主动性。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就可以以客观规律的名义，玩弄历史、操纵历史，从而达到控制、操纵人类的目的。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历史观
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谁掌握了历史规律，谁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或者说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目的证明手段”。
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此，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那么，掌握规律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人类的远景、为了某个乌托邦，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共产革命者都是这样思考行动与言说的。这是所谓“历史规律”的可怕后果，是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一再出现非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法理依据。不管他杀人杀多少，他总是正义的：“坏人”必须铲除掉，“敌人”必须根绝；“反动阶级”必须清理，错误思想必须清洗……而他却是永远的正确，真理在握！
这种“思想”最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文革时期，造成的灾难至今还没有得到反思与批判。比如文革时期的北师大附中，那些十几岁的学生，抓住自己的老师，一棒子打晕了，然后踩上几脚，在身上拉尿……这些反人道的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么善良的中学生身上出现，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犯罪？没有觉得这样做不道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代表了历史规律前进的方向，我们的行为是促使历史进步的（当时就有所谓的“促进派”一说），我们的行为是符合历史规律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违背历史规律的人（所谓的“促退派”）从肉体上消灭，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正义所属于我们。”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