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三民主义纯属捏造。（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
然而，悲剧在于，孙中山死去两年之后，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谋制造出来的“新三民主义”，早已在共产党内部和那个思想十分自由、舆论也相当自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发生、发展、发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改名延续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一切方面都实行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之后，直到目前，由于共产党只准许在教科书和一切宣传材料上，歌颂他制造的“新三民主义”，而绝不容许任何人揭露他制造“新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于是，共产党制造的“新三民主义”，便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绝对的思想和“学术”统治地位。以至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历史学者虽然早已经知道了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相和由来，然而，当他们为共产党编写教科书时，还是要违心地说假话。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够当教授、做专家，更不能成名。就像那些为了出名求利，甚至为了做共产党的文坛“宠物”，而不问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谓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大师”们一样。如此，遍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颠倒了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谓“习惯成自然”。
但是，也请容许我引用毛泽东说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因为，事实是，孙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过一个三民主义，因而也就从来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那末，新三民主义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时问世的呢？对此，我在1999年于美国出版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明白地写道：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
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
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教授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这一点非常重要，务必请大家记住。
还有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历史的事实是，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说：“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
1927年春天，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为已经死去的孙中山”宣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
台湾著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证，证明了大陆学者言之不虚（──大陆学者哪里敢“虚”呢！）。他说：“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李云汉教授还说，“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
李云汉教授的话，证明了大陆学者小心翼翼地求证。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