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核辐射有关的恶性肿瘤：血癌、肺癌、淋巴癌。图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土星刮大风了
具体记不清楚是那一天了，只记得是十月的一天，1970年。因为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早晨起来，吃了饭就去隔壁叫上我的同学一起去上学。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很开心。唯一不顺心的事就是那天天上在下土。没有一丝风，整个天空显得安静极啦。我们唯一不明白的是，天上怎么会下土呢？
当赶到学校时，嘴里已经有土味了，就好像吃了一口沙子馅包子似的，不停地吐沙子。身上早已成白色的了，那种比面粉还要轻的土。在去爷爷家的乡村土路上时就会见到这种土。
同学们围着老师问，老师说：那是因为土星刮大风啦，把土都刮到地球上了。心想对呀，土星上都是土，一刮大风当然把土刮的满世界都是，难怪天上要下土……
“我见过真主……！”
1995年8月，因为我弟弟结婚，作为家中兄长，我必须参加并担负重要任务，我们全家到来到了哈密，我出生的地方。这时我已经是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的肿瘤外科一名主治医生了。
乡下结婚场面是热闹非凡的，方圆人家多多少少都带一点亲，因此，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光顾着干活，忘了吃东西，肚子饿，就跑到院子里做饭的那个角落，一群人坐在地上聊天，我端着饭碗也坐在他们的旁边听。一个老人在炫耀他的经历，看来，他有一群羊，因为放羊，他去过很多人烟罕见地方，心想，就听听他在吹什么。我听到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到好笑，他说，他见过上帝，也就是真主。这很有意思，我就往他那边凑了过去想听个明白。
他说：那是去年秋天，他在哈密南山背后放羊，因为那里的水草好。有一天，有几个解放军来到他放羊的地方，告诉他说，他们想买他的羊，全部买下，并且，要他帮忙叫别的牧羊人不要到这里来放牧，这个地方专门属于他。这个老人很高兴，就按照吩咐去做。
有一天，从南边传来一声巨响，然后，天上就有了第二个太阳，那是上帝，那是真主在显灵，他慌忙跪在地上，并开始念古兰经。然后，那些解放军又来了，并把他带到了军队医院免费替他检查身体。并留他住院治疗烧伤。那些解放军们给了他一些钱，说是买他的羊的钱，他拿了钱，治好了烧伤，就回家了，从此不再放羊……。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整个右脸，脖子，右胳膊都有烧伤后的瘢痕。心想他真的见过真主？
婚礼结束，回到乌鲁木齐，返回到日常生活，继续投入到繁忙的，没完没了的手术中去。当时没有意识到，麻烦已静悄悄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一天，刚刚查完房，手下的几个实习医生在开医嘱，我的头，外四科主任开始了他每天的唠叨。他说：安大夫，你常说你们维族人身体素质要比汉族人好，但你看看，我们共有四十张床，而你们维族人就占了十张……
他不说，我还并没有注意到这事。我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三名外科医生之一。我们医院叫做：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我在外四科，也就是肿瘤外科。我们医院（当时）有三百张床位，八百名职工，少数民族职工连厨师也算上还不到二十人。我们外四科有四十张。由于是铁路中心医院，所以，只接受铁路职工和家属，不对外营业。而乌鲁木齐铁路局是铁道部的下属机构，当时有十六万职工家属，其中少数民族仅仅五千人。这就是说，十五万四千人仅仅使用了三十张床，而五千人就占用十张，这个比例是吓人的。我当时就吃惊了，心想：为什么？
下决心揭开这个谜，我开始了我的调查。首先，我从病案室调来了所有肿瘤病人的资料（由于是铁路中心医院，所以，我们的病人来源分布于整个新疆）。然后，列出了所有病人的病史，诊断，住址，等等。经比较，结果是出乎我的意外。
在我的调查结果里，占头三名的恶性肿瘤分别是：血癌，肺癌和淋巴癌，而这三种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它们的发病原因中都与核辐射有关。而这核辐射的来源大家心里有数，那是人所共知的中共的核试验工程。
我的调查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些数据反而让我想起两年前我们医院曾对铁路沿线职工家属进行过一次肿瘤普查，调查结果并没有公布。我就来到了统计室，撒谎说我想写论文。有了论文就可以有机会去大陆参加学术会议，而所谓的参加学术会议只是游山玩水。由于我和那位统计室的统计员的关系，我成功地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那次肿瘤普查结果表明：新疆地区肿瘤发病率要比大陆高35％，这是指那些新疆的当地人。而新疆的汉人的统计数字略有不同，在1964年以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一样；1974年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要下降10％，仅仅比大陆高出25％；1984年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比大陆高15％。而1984年以后来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和大陆差别不大。
看着这些令人发呆的数据，我的心碎了……
让我们再看一些更让人吃惊的数据：
在中国大陆，每一个省都有一个省立肿瘤医院，新疆肿瘤医院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小西沟。设立于1994年，以五百张床开院。到2007年，病床数狂升到2000张。能到新疆肿瘤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国家职工或者有钱的人，而占新疆人口90％的农民及牧民，因为不享受国家医疗福利，就被拒绝在医院门外。而他们的年收入可能连一次化疗都不够，可怜的当地人民只好回家等死。如果把这些没钱看病的人群加上，那么，新疆地区肿瘤发病率要重写。
新疆，仅仅两千万人口，而一个两千张床位的医院还不够用。让我们来看看河南。河南省，是中国大陆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人口一个亿。而河南省肿瘤医院同样于1994年以五百张床位开院，至2007年，床位数仅仅达到800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两千万比两千；一个亿比八百！
这些数据根本不用我再多说。
2009年8月，我被邀请到日本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高田纯教授给我看了他的研究结果，他来到哈萨克斯坦，在当年苏联红军留下来的军工实验室，他根据苏联军队观察站的数据得出：在新疆共有十九万人死于核爆炸，一百万人死于核辐射（他还为此出版了一本书）。从他的数据库里，我才反应过来，当年天上下土是因为那是中共当量最大的一次核试爆，1970年10月14日。当量：三千四百万吨。而那个牧羊人并没有看到上帝，他看到的是一次核爆炸。
Ken Alibek，是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军工试验室的上校主任，于1996年叛逃到美国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biohazard）。书中透漏，中国军队不光在新疆试验核武器，他们也试验生物武器。并于1980年的一次生物武器事故中，导致无数人的死亡。这我还记得，当年，整个南疆被封锁，车辆人员只准进，不准出。我们只知道有传染病流行，不知道是哪种病。只知道是一号病和二号病。死亡人数只有鬼知道。
从谷歌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核试验部队的驻地离实验区240公里，而吐鲁番，这个丝绸古镇离实验区只有140公里。
中共知道它可以瞒得过平民，瞒不过军人，所以，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开始，就对核试爆人员给予补助，从1964年至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16个文件，专门为那些核试验部队老兵进行赔偿。而我们的那些被用来做试验的当地人民，还在肿瘤病的痛苦之中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