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网络图片）
余华良晚年生活有几分满足了。故土难离，他不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乡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户口都由“五七”难友帮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难结案的所谓反革命反标案，也随着大批右派改正一风吹了。说起这场噩梦，要不是在旧档案中查出了他确实被内定为右派份子，也属于落实政策范围，给立案结了，他这口黑锅不但要背到棺材里，还要累及子孙！离开无为时，曾对送别他的难友们说，他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对那场“阳谋”运动，是该心存感激呢，还是该诅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无为县农业局是反右的重灾区，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包括三位局长。运动在横扫阶段，即大揭发大检举过程中，大字报满天飞时期，他所在的局属兽医站，也是一片混乱，造谣生事，尔虞我诈，胡乱上纲上线的事时有发生。余华良不是未想过，像他这样出身旧社会，还有一个哥哥在香港经商的人，虽说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工作中一贯兢兢业业，但毕竟不会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么时候被人编造出几条所谓反动言论来，再上纲上线戴上帽子，打入另册，不是没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没有力量改变当时运动发展趋势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谨言慎行，不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尽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职重用，只盼能平安过日子，就足够了！
应该说，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县农业系统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斗争高潮由颠峰状态开始出现回落时，他依然平安无事。兽医站是个干实事的单位，是全县几十万头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后者的健康又直接关系到全县的农业生产。余华良学历不高，也就一个短期培训班结业，但他工作认真为人聪明，兽医主要又是一门实践性的工作，实际工作经验是可以弥补理论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才匮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术骨干。那时他心里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获罪的。所以他既不写一张大字报，政治学习会上也尽量不发言，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就说点与敏感话题不相干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里会想到，大抓右派时他只能说是暂时未揪出来，其实掌控运动者早已备好刀俎了，他的命运也早已确定，只等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而已。正当他还存有几分侥幸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里氏剑，终于哗然落下，差一点就要把他劈成两半！
同是县农业局的一位右派难友F君告诉我，他是余华良在一个冬夜里突然被公安局铐走的目击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因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几天前，F君已经在炼狱里走过一遭了，随时再扔进炼狱里，本是平常的事。
笔者听完余华良的全部故事后，知道1979年余华良在为自己案情申诉过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帮助。曾笑着问F先生，你这么尽力帮助他，是否感到余华良是在为他人也包括你受难，因而有一点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尔一笑说：“这话真难说，局里当时发生那样的所谓惊天大案，一时人人自危，特别是我们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铁铐铐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华良突然被铐走，我们多少有点豁然轻松之感。我们明知余华良决不会干这种蠢事，那岂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脑袋的！但剑毕竟是劈在别人身上，总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着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见笑了。”我连忙说：“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时期能不栽赃诬陷他人，不干落井下石勾当的人，就是好人了。何况你以后那么诚心诚意地帮他忙这忙那，你这样的好心人，应该长寿的！”
我接着说，不就是那五个字吗？干嘛就能坑倒那么多人，又吓倒那么多人？看看今天的报纸电视上，两党常来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势。可是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为这可怕的五个字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F君对我说，那天夜里的事，虽说过去五十年了，因为刺激太深，稍一回忆，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快十二点了，我突然被局整风领导组成员杜副局长和另一积极份子从被窝里拖起，拖到一公共厕所里。厕所里没灯，门外不远处有一盏路灯，借此灯光厕所内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纳闷他们深更半夜的，带我到厕所里干啥？只见他俩突然打开手电筒筒，照到坑位对面的墙上，冷冷地问我，看到了什么？能看到什么！一天几次来过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墙吗？他俩见我不开口，就恶狠狠的又说，再看看，再看看！念念！边说边把手电筒的光圈对准墙上新出现的几个字上。说是新出现一点不假，当时大家都上公共厕所，墙上有这么危险的字样焉能不见？一定是当晚夜深人静时刚写上去的！我循着灯光定眼一看，嘘！顿时倒抽一口凉气！两腿禁不住在打颤了。这时求生的本能告诉我，一定要镇静镇静再镇静！决不能有半丝慌乱，在这样几近生死抉择的严重关头，有半点差池，一生就彻底完了！于是我强作镇静地凑上前去，扮作仔细辨认状，字像是用烧焦的树枝写的，有点书法写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写的平常，说不上什么功力，瞅了好一会，在他俩一再催逼下，低声一字一顿地念道：国、民、党……下面的万字，本来拐弯的最后一笔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没问题的。我故意说这个字看不清。他俩这次是疾言厉色地追问了，并要我连着后面的字一起念。后面清清楚楚写着一个“岁”字，连在一起就是“万岁”二字，五个字一起念就是“国民党万岁”。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会被认为是做贼心虚！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心想你们让我念我就念了，就凭这你们能认定是我写的吗？果然，我话音刚落，他俩连珠炮式的向我发起攻击：什么反动立场大暴露啦！什么休想抵赖啦！什么人赃俱获啦！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啦！什么什么没完没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会受他们的威逼诱骗，果断地回答他们，我未写！他俩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还在不停地追问，这时我也恼火了，说你们斗我右派问题，我也承认过有些话说错了。但是你们想把我扯进这样的政治大案里，是决不可能的。我家世代书香，从无人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过职，我干嘛要喊它万岁？你们说我写的，有什么根据？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斩钉截铁的态度还真的起了点作用，如果我是心虚胆怯吞吞吐吐的吓得语无伦次，倒真的可以被他们抓个现行呢！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所谓“反标”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杀的案例还少吗？
话虽这么说，那晚之后的很多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当时虽年轻也知道这种纯属无头案，是百口难辩的，缠上谁别说能断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历史反革命案，有敌伪档案可查；不像经济案，再复杂的账目，总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谓腐化案，要捉奸捉双！这种谁信手胡划几个字，然后消失在人海里，到哪儿找人去！而有了帽子总得找个人头戴上，既然戴谁头上也是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余华良未铐走之前，F君说全局里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种难名其状的状态里。不但见不到平日常有的闲谈，也不再有人串门，皆故作若无其事的庄重样子，似乎都在做无声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干的！别找我麻烦！其实这种表面故作的镇静，正企图掩盖内心的极度恐惧！看来那天晚上被召到厕所里辨认字迹的，决不会只是F君一人。那么悬在各人头上的达氏剑，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利剑终于訇然落下，劈到了无辜的余华良头上！别的无辜者得到了暂时的轻松。大家都未做这样的傻事，有权利轻松，不存在余华良在为谁受过！如果不是余华良，而是别人，余华良也会这样想！
余华良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铐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应该都是无眠的！先是警车的灯光，在浓浓的黑夜里不停地闪烁，显得夜的辽阔和深邃，随着警车在农业局宿舍门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数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们为谁而来呢？大家终于听到了余华良门前急促的敲门声，和铁铐的哗哗声！余华良就这么一去二十多年！
农业局划的右派，都按处理右派份子的文件处理了。各受难者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别人死活。F君说他平日和余华良私交不错，业务上来往较多，又算是主要技术骨干。所以从改造右派的农场回来后，曾打听过余华良的下落，可是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里去劳教劳改了，说不准，有说在南湖，有说在白湖，也有人说就在对江的白马山。管那么多干啥呢，只知道余华良被逮走后，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渐渐地余华良被人们淡忘了。
时间终于走到了1979年。四人帮垮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55号文件下达了，给右派大规模的改正工作开始了！重灾区农业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长在内的右派份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内定右派跳井自杀的黄启风。岁月递嬗，人事流连，只有局里老人还记得曾有一个叫余华良的兽医，也是在非常岁月里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应是个冤案。他还活着吗？他的问题会不会也和反右运动有关呢？能不能甄别平反呢？善良的人们终于想起了余华良，也想起了因为余华良的被逮，他们当时有的豁然轻松的感觉。现在想来那种轻松多少有点不厚道。当然大多数人未干过栽赃诬陷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手上没有血。
说起余华良，余华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迳直走进F君家简陋的住地。F君正诧异这位满脸沧桑目光阴郁衣着简朴的来者是谁时，再细一看，不正是余华良嘛！经过短暂的寒暄，谈话直奔主题，当时中心话题就是：谁谁平反了，谁谁改正了，谁谁死了多少年了，谁谁家破人亡了。余华良的命运怎样了呢？这一阵暖风也会吹到他身上吗？这种事可是过这个村没这店的，谁知道以后又刮什么风呢？
余华良对F君说，他其实一个多月前就来到了无为，一直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奔波，总希望能落实政策，还其一个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过我的问题比你们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烦困难得多，但未想到有这么难！我现在是几乎绝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孙们还要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头，真想一死了之！这么多年我已见过无数死亡了，我能活下来已是幸运，所以有一口气我也要为自己尤其是为子孙挣个清白。本来我想我的所谓罪行，不就是那吓人的五个字吗，前后很多年他们不知道审问过我多少次，当然我从未承认过字是我写的，本来我就未写，怎么能承认！他们也从来未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只想凭逼供结案。我也学了一点法学知识，按无罪推理原则，应该是疑案从无的。我太天真，本以为没有凭据没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们还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劳教，文革期间，又以我拒不认罪为由，判我徒刑。现在刑满释放了，还是戴罪之身，很多认识我的人还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为了问题的解决，所有有关落实政策的部门我都跑过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给乙，乙推给丙，没一家干实事的，我真的绝望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现在生活毫无着落，再耗下去，别说养老婆孩子，连自己也养不活……”
F君听了余华良的话，只能陪着他叹气，也想不出高招。两人无言枯坐好一阵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实内定右派黄启风的例子。黄启风反右时并未被批斗，只因听说要挨斗了投井自杀。大规模改正右派时，查到了黄确实是内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华良是否也曾被内定过右派，而且处理余华良案件时，会不会与反右运动有什么关联呢？经F君这么一说，余华良也想起来了，审判他时，确实多次谈到，余华良和右派份子沆瀣一气向党进攻！什么叫沆瀣一气？不就是说余华良同县农业局里的右派是一伙的吗？既然现在认定局里的右派都是被扩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么余华良会不会也是在运动中被无辜扩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这班车呢？
F君真是个大好人，通过重重关系，终于在余华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里，找到了余华良也确实被内定为右派的凭据，而且复查余华良的所谓反标一案，没有半点事实依据。余华良终于按内定右派改正了，所谓反标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华良离开无为回故乡宣城时说，他真的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后F君对我说，这条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我们农业局几个老友多次谈过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谁写的呢？当时就有人猜疑，会不会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赃害人？那这个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拦路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还可恶十倍，人格更为低下，是不该得到善终的！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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