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祖先如何处理疫情?取法古人智慧(图)


宋代对疾疫的治疗甚为重视,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
宋代对疾疫的治疗甚为重视,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不断扩散,全球人心惶惶,中国古时各朝各代也不乏各种疾疫的记载,借鉴古人的智慧,中国老祖先是如何处理疫情的呢?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疫灾往往和其他灾害相伴生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在灾难面前,古人知道反省和悔悟,或许才使我们的民族延续至今。  

6个方面防疫

鉴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尝试控制,具体措施主要有6个方面:

1、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2、驱除疫鬼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3、注意公共卫生

尽管人们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与此同时,人们还非常注意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公共卫生。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又如吴芾于干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4、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5、病人隔离

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至迟到晋朝,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

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卨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此后不久,苏轼于元佑四年(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长编》卷435)。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他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6、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藉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管道。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治疗疾疫的药方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

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

《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

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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