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死难人数。（网络图片）
2015年央视一套播出了马列革命连续剧《铁血红安》，家乡人（湖北省红安县）像过节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乡亲友打来的电话，嘱我千万莫要错过收看《铁血红安》。
我实在理解不了家乡人何以对这部连续剧那么兴奋？撇开有几成真实性不说，单就“正能量定位”通过严格筛选宣传出来的“革命事迹”，也找不出多少值得兴奋自豪之处。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也不是死于卫国战争，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纪念馆里牺牲的红军军政高干，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鄂东北道委书记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肃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死难人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打为反革命，受尽酷刑之后，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被石头砸死的红军干部远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于国民政府刑场的公开枪决倒是一种高级享受。
我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被国民政府押往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吕王镇（刘华清故乡）河滩枪决时，还能像“英雄”一样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被肃反的6000多名红军官兵是绝对没条件高呼口号表演英雄气概的，上刑场前嘴巴都经过特殊处理发不出声。
红军在八字还没一撇，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的逆境下，为何还要为敌复仇大规模屠杀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度恐怖气氛，让活下来的人恐怖到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见，只能麻木被动地跟随领头人走。
极端恐怖才是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保卫局抓他的美丽妻子时正在前线和国民政府军交战。当保卫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须镇压时，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为妻子说一句公道话，居然赞成组织镇压他的妻子？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接下来从道义方面分析那场革命：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
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在马列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李立三身为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一个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是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推向何方？只要脖子上顶着个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顶的是尿壶。
可马列中国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顶着个尿壶的人。
红安在新世纪被列为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进入烈士纪念馆的参观者，看到王秀松杀父和张国焘血腥肃反的“光荣传统”后，出来时本应心情沉重，然后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从此推动中国告别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参观者兴高采烈的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很难看到一张表情凝重的脸。
有一个周末我有意识在烈士纪念馆门口的石阶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几千名参观者进进出出。几乎都是唧唧喳喳进去，眉飞色舞出来，没一个例外。
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反思的能力！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复始重复同样的灾难。
我们一边在花费超军费巨资“维稳”，一边在大规模从事暴力革命传统教育？一边严防群体性事件，一边鼓动人民聚众闹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灵依旧在中国上空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