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病毒源头何在(图)

2020-03-09 21:23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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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摄于2020年3月4日的照片显示,一名插入口罩的男子穿过武汉市的一条街道推着坐轮椅的人。
这张摄于2020年3月4日的照片显示,一名插入口罩的男子穿过武汉市的一条街道推着坐轮椅的人。(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3月9日讯】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重创中国,现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个世界。在人们防治中共病毒之际,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么来的?源头在哪里?

最早被质疑的武汉海鲜市场(野生动物传染)、后被外国专家质疑的军方背景的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武汉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头。这与2003年的萨斯有相似之处,该病毒传染初始也被说成是源自野生动物,后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承认萨斯病毒是因官方实验室泄露导致。

病毒蔓延责任在中共当局

无论最后确定是哪种情况,责任则是确定无疑的,它是人为制度的恶果:如果是野生市场,那就是管理问题。中国早就制定野生动物管理法规,为什么武汉政府不检查、不制止、不取缔“野生动物市场”?如是病毒研究所“泄露”,之前已有萨斯“杀死”全球七百多人,为什么再次发生“外泄”?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问题吗?

更严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发现了疫情,中共当局却一直隐瞒,甚至把最早发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医生当作造谣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中间足足耽误了近两个月。武汉市长说,这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成为传染源,蔓延到中国各省,波及世界多国。

谁下令隐瞒?现已确定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中共官媒说习在1月7日主持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疫情。武汉市长说他们对疫情已上报,但没得到上级批准不能公开。这个“上级”清清楚楚就是习近平。因中国自2003年萨斯之后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报中央的制度。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就知道疫情,却有意隐瞒。甚至在武汉封城之际习近平还做指示,要把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即维稳,作为主要考虑。在如此紧急的疫情爆发之际,他想到的不是人命关天,而首先是自己权力的稳定、共产党统治的稳固。此举典型地展示了共产政权的核心:专制统治高于一切,人命在独裁统治面前不过是一个数字。

在仅中国官方承认就有八万多病毒感染者、二千人多死亡(实际数字肯定远大于此)、疫情完全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下,习近平政权仍然一次再次坚拒美国一流专家进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丧失!从隐瞒疫情近两个月,到拒绝美国专家救援,习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难以计数,他已经犯下了应送纽伦堡审判的反人类罪!习近平把毛死后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改成了独尊他自己,独揽大权,而且永不退休,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责任者、最大罪魁就是习近平。

这场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党天下制度的严重危害。从病毒源头(管理制度问题),到隐瞒疫情(党国利益超过保护百姓生命)都证实,极权制度不仅没有能力避免灾祸,而是制造灾难、人祸不断。

疫情成了中国丑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层面一览无余的弊端之外,武汉疫情也暴露出各阶层中国人劣行、劣迹。首先是恶警、国保,还有那些带上红袖章的所谓疫情防控人员(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闲杂人员等),他们强制人们隔离时粗暴、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像纳粹盖世太保一样野蛮凶残;那种对普通民众的施暴、毫无人道,令人发指。

而民间自发的隔离行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极端自私、毫无公德,甚至毫无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镇乡村,居民自发地封路、建墙、拆道;对外来的武汉人围堵、歧视、甚至殴打,视他们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见了;怜悯、同情、慈悲,没有了。疫情成了中国丑陋的大展示。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专制靠愚民维持。这种劣质中国人的背后,是共产党独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这种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国已形成三者恶性循环:专制制度,落后文化,劣质人。独裁制度独尊党文化,这种劣质文化则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没有公民),而这种劣质人,就默认着、支持着邪恶的制度。

怎样打破制度、文化、人这三个扼死中国的链条?不少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国初期、刚结束帝制的中国,梁启超到美国考察,就发现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他在旧金山看到那里的华人勾心斗角、一盘散沙,也不参政问政。他痛心疾首地总结:如果中国人的素质不改变,不塑造出新人的话,什么制度(民主)到了中国都没用。他看到了人的问题,提出“新民说”。后来毛泽东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可能就从他崇拜的梁公那里得到灵感。

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则看到了文化问题。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吃人,线装书的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吃掉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自由灵魂。所以鲁迅一辈子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未来),痛批封建礼教吃人的旧文化。

梁启超看到人的问题,鲁迅看到文化问题,同时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适则不仅疾呼改造传统文化,更提出“全盘西化”,要学习西方,全盘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宪政制度。

三个恶性链条,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国疫情更凸显制度、文化、人这三位一体扼杀生命、泯灭人性的链条。怎么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当然,根本在于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严、自由价值的新人。但要有这种文化,前提是结束党天下,因为极权制度是党文化的保护伞。制度不改变,党文化的独尊地位不可能撼动,而文化土壤不改变,就不会有新人。所以改变制度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一切改变的前提。

另外从时效和速度来看,改变文化、塑造新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相互竞争,最后优胜劣败,包括保存中国文化中好的部分,改变泯灭人性、限制个体权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国大革命、中国文革那样,通过政治权力(甚至暴力)来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个渐进、选择、融会贯通的过程,它需要时间。

而制度则不同,专制统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终结。像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政权,俄罗斯人民起来抗争后,三天就垮了。原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几乎都是这种模式被终结。党天下被铲除,才能为西方宪政制度和文化的进入提供条件。所以,无论是时间性还是前提性,结束共产制度都必须、只能是第一优先、首要目标。

中国疫情再次对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对中共独裁政权仍抱幻想的人,重锤猛砸、当头棒喝:病毒的源头不是野生海鲜市场,主因也不是病毒实验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导致的恶果!只有结束党天下,从制度层面根本改变,建立宪政民主,确保新闻和言论自由,才不会再有劣质管理导致萨斯、中共病毒等外泄、蔓延,才可能不再产生隐瞒疫情的独裁者习近平,中国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严。

这场疫情大灾难,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专制中国,首先取决于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觉醒。没有觉醒,就没有推翻专制的勇敢。灾难只有成为契机、带来转机,生命的丧失才不会是白流的血。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3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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