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云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门控诉抗议,要求返回城市老家。(网络图片)
上世纪60年代末的文革时期,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因在国内受“黑崽子”不公待遇,听信中共“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缅共的“革命”。但随着北京与缅甸政府关系改善,不再支持缅共,缅共转而“以毒养军”,知青开始大批退伍回国,他们的人生坎坷,下场悲惨。
近日,当年赴缅甸的知青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而且和缅共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所谓的“解放区”一贫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缅共里的中国知青:被遗弃的青春
康国华原本是云南一个知青,在官方鼓动下,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双眼。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个盲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但他说:“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王曦回国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王曦日记)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的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这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面向东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
打土豪分田地 “解放区”的人都跑了
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其它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
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他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没有了知觉,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但无法忍受双眼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缅共“以毒养军”知青回国境遇凄惨
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共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此后,缅共开始走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这之后,中共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厌倦了战争,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而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境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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