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的始于1966年一场政治运动。（图片来源：Guang Ni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7日讯】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国大陆始于1966年的一场政治运动，由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冲击，亦有数不清文物惨遭蹂躏。国家主席刘少奇、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等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前领导人邓小平等亦在此时被下放。
文革最终遭到官方公开否定，而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挫败后、在反苏修等口号下，以革命名义攻击当政的温和派并试图重回党权力核心的尝试，并在日后一两年达到高潮。虽然此后的未预期的社会重大破坏、运动失控与领导层的歧见，导致在1969年时毛泽东草草宣布文革结束，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仅是降温措施，其极左路线并未有检讨改变。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约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两年发动的疯狂政治运动时期、1970年左右民间社会革命降温、内部斗争加剧的林毛分裂期，后期左倾当权派打击异议份子的反革命时期。各时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破四旧、一月风暴、武斗、七二零事件、文攻武卫、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纪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华民国方面称为中美断交）、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等，文革应正式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主事的四人帮失势遭到逮捕，持续时间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也显示出毛泽东低劣的治国能力。
官方对文革的错误定性为“由领导错误发动，并被有心集团利用的灾难”，部分切合事实、忽略与推卸责任、定性过度单一并禁止民间对文革的深入调查，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作为一个话题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因政治原因无法彻底清除甚至得到保留，所以至今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包括语言暴力都源于其影响。
太祖登高呼大同(1)
愚氓如醉共癫疯
斯文尽丧无颜面(2)
要武全成不世功(3)
未泯天良沦炼狱
景从夏桀位尊崇(4)
三千六百神州夜(5)
惟见妖魔喜唱红(6)
注(1)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氏的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注(2)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的数字显示：仅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四百二十万余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七百零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除了被打死的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名单太长，不能尽录。
注(3)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获毛在天安门上接见，毛问其名字，对彬彬之名不满意道：“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红卫兵心领神会，打人之风愈演愈烈，红色恐布席卷全国，为毛夺权立下汗马功劳。要武于此处泛指红卫兵。
注(4)那些紧跟毛作恶的人如王洪文丶张春桥、姚文元及各地造反派领袖无不在文革中飞黄腾达。
注(5)文革自66始至76年毛驾崩，前后延续十年之久。
注(6)文革时所有的歌曲都是赞颂毛泽东一人，连党都被晾在一边。文革期间，我多次在半夜被狼嚎鬼叫般的高音喇叭惊醒，都是先播放一曲颂毛歌曲，尔后播音员便会以高八度的嗓音宣读毛的“最新最高指示”。
文革爆发时，姐姐在北大上学，她很快就成了老佛爷（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铁杆成员。我在附中念初中，两校相距不远，不用上课了，几乎天天往北大跑，帮着油印告什么什么书，帮着抄写一些反击对立面“井冈山”的大字报，周培源和牛辉林着实被我笔伐了若干次，倒也忙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便兴趣索然了。
文革前不久，我刚满十五岁，依照我们家乡的习俗，男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算成年人，母亲买了部Canon135相机做礼物（姐姐在我之前有部海鸥120，不到半年就坏了，三天两头拿去修理），我又到委讬商店买了部旧基辅相机拆下镜头自制了部放大机，在家里冲晒相片，那几年拍摄了不下上千张相片，记录了不少文革中的场景，比雷锋叔叔还多些，出国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挑了百来张，凡是背景有太多大字报或是那些黑帮挨批斗的相片都没敢带出国，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惜的。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在那几年里，我目睹了一些人被活活打死，看到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自寻死路，挂在树上的，漂在水里的，都见过。光是我校打死的牛鬼蛇神就有好几个。一次在高中教学楼批斗一个“历史反革命”，批斗完押着他走到楼梯准备下楼，不知是谁踹了他一脚，从楼梯翻滚下去，一群人蜂拥而上，一直把他踢到楼下，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第一次看到一群人暴打一个“历史反革命”，真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看到他娘被大虫吃了，“浑身的肉都跳”，我在那时确是如此，那应该是人在受到极度的惊吓和刺激所产生的生理反应。
我校的红卫兵把一群打得遍体鳞伤的“阶级敌人”关在教学楼的办公室里，窗户上横七竖八地钉上许多粗大的木条，从那附近走过，不分日夜都能听到哀嚎声，呻吟声，偶尔还有些不死心的人拼足力气在呼冤，从那里经过，便如在地狱边缘走一遭。
我校校长，后来贵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也被剪了个阴阳头，在挨批斗的队伍中作为领头羊，左手拎着个破脸盆，右手拿根木棍边敲边宣判自己死刑，我多次看到她拿着扫把打扫校园，一脸木然，她倒没去自杀，活下来了。
我没参加过抄家，也没打过人，不忍心，那些老师对我都极好，即使有些不认识的，也跟我无冤无仇，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那些同学如何下得如此狠手。北大附中最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叫“红旗”，清一色干部子弟，气焰极嚣张，抄家打人无所不为，属于海纠（海淀区纠察队），海纠和西纠一样当时都是中央文革最凶残的党卫队打手，我校的彭小蒙和宫小吉就是其中最凶狠出名的，套用一句话“端的医得海淀小儿夜间不敢啼哭”。我是归侨学生，不红不黑，我还自称是革命华侨——万里迢迢回来参加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华侨？班上有十来个是红旗成员，在文革前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不错，经常和他们一起分享在友谊商店买回来的花生、瓜子、糖菓和蛋糕，他们也跟我借过几回相机，连胶卷都是我白送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千古不易。另外有两员凶狠的女将，打人毫不手软，但是这两位应该是情窦初开，早就对我芳心暗许，我有几次无意中看见她们看着我发呆，连我的眼睛看着她们都浑然不觉，我的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叫上去朗读，这两位女将以前也曾找我帮着修改她们的作文，所以没有人来难为我，只是态度冷淡了些。过了几个月，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阿姨成了仇人，我们的关系又热络起来。我做过的惟一令我至今愧疚的事，就是在批斗班主仼吴老师的批斗会上念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我本可以不去参加那场批斗会，但是我不但参加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当众羞辱他，实在是不可原谅，希望老师在天堂能看到这迟来的忏悔。
后来我校又成立了个“井冈山”，和“红旗”对着干，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庭一般，知识份子和工人的孩子为主，我也被他们拉了进去，弄了个红袖章狐假虎威戴着去串联，串联回来后，过了两年逍遥的日子，什么天派地派，四三四四都与我无关。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混在一起，冬天去溜冰，夏天几乎每天都去颐和园划船游泳，晚上就打百分，拱猪，谁输了便得去附近的公社菓园偷些时令鲜菓回来共产共产，那时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把偷公家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比现在那些贪官还要理直气壮，当然，要是偷私人的东西是要被人看不起的，这种观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但那时确是普遍如此。
文革爆发不久与同学合照于北大西校门，没过几天毛又为北大题了“新北大”三个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如获至宝，制成牌匾，换下毛原题的“北京大学”，换牌匾那天我也在场看热闹，那块“新北大”也挂了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竟然找不到一幅“新北大”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