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环境必然滋生畸形的怪物（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20年6月22日讯】现在全世界的大部分人民都有一种活腻歪了的感觉，在极度饱和又极度空虚中你推我搡走向疯狂和无序，没有浪漫，也没有理性。不知道是疫情闹的，还是人类历史就该走到这一步。
放眼望去，最冷静最平和的当然是我们中华儿女，一个连离婚都要强制冷静的民族，还能激动什么。
两会上有不少跟我切身相关的提案，比如编剧应该评职称，电子烟应该禁卖。但我一点不关心，我一心跟着主流媒体，只想痛斥美国暴力执法。黑人兄弟都这么惨了，你好意思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关心前途只能带脱发、抑郁和怨恨，上面是为我们着想，不想把我们推向绝路，让我们用别人的悲惨消化自我的悲惨，用别人的混乱忘记自己的不堪。
不得不说，有效。我身边仅存的一些既没有转行也没有卖货的编剧朋友，尤其是我，近期状态已遁入禅境，进入快乐疯魔，不再愤怒，也不再低落，不会努力，因为努力没用，也不会去死，因为死是需要极度看重人格尊严的。
我们的尊严早就跟马桶刷一样耐磨好用了，赖活着也是我们自古的优良传统。
昨天看到马斯克的载人飞船上天，越发感到难过，我们的年轻人没有钱，正常，全世界年轻人都如此，但我们的年轻人不被鼓励甚至不被允许有理想。只是一日三餐活下去已经用尽全部力气。说理想可能太空泛太矫情，那就说最基本的底线，对于搞创作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有创作自由？
总有人爱说，电影做不好不应该怪审查，伊朗审查更严但佳作频出。首先说这话的人肯定不了解现在审查到什么地步，也没有真的打过几次交道。其次，把不正常的东西合理化本来就是他妈的坏。
这逻辑就是，你好好一个人，现在无端被砍掉双手，还被要求自我反省。你看人家只有脚的人还可以写字做饭打篮球，你怎么就不行？
叶大鹰都说，他拍个片子审了一年了，现在还没轮到总局审呢。他从影40年，认为在中国电影创作是世上最复杂最折磨人的过程。如果他年轻的时候知道要吃这份苦，打死都不会干这个行当。红三代的处境都如此，我们这种吃土三代的人有什么资格搞艺术。
文艺界的胡锡进，汪海林老师也一样面临这个困境。
电视节目上充斥被屏蔽和篡改的关键词，网络上容不下一个模仿老师的小学生。
最近在看贾樟柯的书，有很多过去的访谈，对照当今现实，更有一番滋味。比如06年正逢他的三峡好人和黄金甲对决，他在和徐百柯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对谈里说，“有些大导演，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现在看来，国师又能怎样？
对年轻创作者，贾樟柯也有谈，“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如今，贾樟柯当人大代表已经三年，今年的提案是著作权保护和数字化不能忽视老年人需求。
可以理解，我们都在一个猪圈里，只是吃肉和啃骨头的区别。都不好活。
去年我写了《北电毕业生在干什么》提到被山影坑惨的师哥，文章火了之后，他依然得不到任何应该得到的回应，更别说报酬，只得到他曾经上级领导的拉黑，这怪我。领导该拉黑的是我，好在他没怪我。原来我一直想不通，既然环境这么恶劣，不是应该抱团取暖吗？我也想不通，这些吃肉的人愿意花上千万上亿去砸明星，但不愿意给啃骨头的编剧几万块和一个署名，省下这点钱，他们不会发财不会牛逼不会被人尊重，但他们依然会这么干。
现在我想通了，畸形的环境必然滋生这种畸形的怪物，我们只是没有钱，他们彻底不是人。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看新闻上说谢飞导演提案建议用电影分级制取代审查制，如今我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中年人，这个提案依旧每年呈上，冯远征今年提案艺术工作者要评职称，效率高多了，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
朋友们常劝我不要总传递负能量，尤其对自身发展不好，人家会觉得我很难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