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汶川大地震后，山东文联主席王某吹捧中共的歪诗。（右）戴红领巾在地震中遇难的小学生。（网络图片）
对于作家来说，良知，是从事创作的基准和出发点，一个作家如果丧失良知，不但会说昏话，做浑事，而且会写出令读者失望，甚至令读者愤慨的作品。也许此类作品能为他赢得一时的荣名和利益，但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更有一些“精品”、“极品”被世人讥笑鄙视，即使不能遗臭万年，也要遗臭若干年。就当代而言，大跃进时期无视人民饥苦离奇浮夸的诗文、大饥荒时期昧着良心大唱赞歌的小说，以及汶川大地震后欺骗恫吓为死难学生请愿者并为豆腐工程进行理论辩护的文章、以数万死难同胞为陪衬装神弄鬼肉麻歌颂胡说灾民“纵做鬼，也幸福”的诗词，皆属作家丧失良知后的产物。
作家的良知是怎样丧失的？桑榆先生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趋利避害的心态所致。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且如钱塘大潮般波澜壮阔的年代，因诗文惹祸，惨遭迫害者不计其数；因诗文得福，名利双收者也不乏其人。而惹祸与得福的原因，十分简单，即看作品的性质属于批判，还是属于歌颂。
批判的作品，即使优秀也难以“出笼”，而一旦“出笼”，十有八九要倒霉遭殃，其作者轻则被扣上种种巨帽，打入另册，重则啷铛入狱，且使亲人受到株连。歌颂的作品，即使拙劣也容易发表，而且于发表之后名利双收，小则得到上级嘉奖，大则乌纱加顶，闹个文联、作协或其他部门的官员干干，或是被选进某某写作班子，充当御用文字杀手，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
既然如此，明智者自然会做出选择，尚未崭露头角的，靠热情歌颂以求脱颖而出；已经写出点名堂的，靠热情歌颂而混进官场；不知多少人靠一篇小说、散文，靠一首诗而一炮走红，或是靠一两本文集而身居高位。而所谓文坛，也一度成为吹鼓手与歌颂家的竞技场。
二是养尊处优导致麻木不仁。几十年来，不知多少作家靠几篇作品或一两本书，混得官位，享受处级、局级或更高级的待遇，居有豪宅，出有专车，成了养尊处优的官僚文人。这些人中，有的是靠猛唱赞歌起家的老一辈歌颂家，有的是不乏良知，写出了一些像样作品的后起之秀，他们进入官场之后，到处做报告、发指示，被鲜花与掌声所包围，被美酒佳肴所陶醉，时日一久，本无良知的更加昏聩，曾有良知者也变得麻木不仁，变得无视民间疾苦，厌闻社会弊端，闻批判而色变，遇不平而缩首。
他们有时也蜻蜓点水，外出采风，但所到之处，无不是小车接送、宾馆下榻、盛宴款待，采访路线由人安排，听取介绍由人编造，故目之所见，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耳之所闻，百姓无不幸福安康。长此以往，下笔为文，必然远离现实生活，与人民隔膜重重，甚至严重伤害人民的感情，出现的欺骗恫吓震区请愿灾民的文章和胡说灾区死难者“做鬼也幸福”的词，便属此例。
三是为固位邀宠而抛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一些顶着主席（或某长）与作家双重头衔的人，为了巩固已有的地位或争取“更上层楼”，上峰需要表态时，立即争先恐后地表态，生怕表态不及时而被人怀疑立场不明；上峰需要歌颂时，他们立即热情洋溢地歌颂，生怕保持沉默而被指斥心怀不满。构思写作，未从下笔，先考虑题材是否合乎时宜，文字是否犯忌。
至于来自民间的批评，他们完全不予考虑，民众指责他们昧着良心说胡话，他们满不在乎，因为万民的批评责备，损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他们在乎的只有上司的喜怒与爱憎，或政治宣传的需要，他们虽然喜欢“作家”这一桂冠，但更看重自己的官位，而他们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司手里，因此为了固位邀宠，什么良知，什么社会责任感，皆可抛弃。
对于光明与美好，当然应该歌颂，但是，作家如果丧失良知，失去起码的辨别是非和价值判断能力，在名利与官位的诱惑之下，把假恶丑当作真善美，把弊病当善政，黑白颠倒，肉麻吹捧，狂热歌颂，以求得到权贵的赏识、奖励与提拔而写出的作品，则必遭人民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