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运人士吴高兴编辑与已逝老伴早年往来的书信集，结果遭到临海市警方抓捕。（图片来源：维权网）
【看中国2020年10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维权网10月1日报导，浙江省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前“六四”入狱者吴高兴花费两年半编辑与他结婚48年、已逝的老伴早年往来的书信——《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通信集》，结果临海市网警却说他涉嫌“寻衅滋事”，更有警员告诉他：“这（编辑书信集）本身就是一个口袋罪。”
浙江省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作家吴高兴于9月29日晚间，正在家中将自己跟王妻早年的往来书信，编辑成《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通信集》时，突然遭到一批自称是来自派出所的人员，除了将他带至派出所审讯外，亦对之抄家。
后来，吴高兴方知自己耗费两年半、日日夜夜编辑成的书信集，居然让他犯了“寻衅滋事罪”。
吴高兴后续也撰写了一篇刊登于维权网等网站、题为〈吴高兴：老伴走了，编一部我与她当年的书信集也成了寻衅滋事？〉的文章。
面对自己连将书信编辑成册都遭到警方找麻烦，吴高兴不禁在文末中向喜欢找他麻烦的“台州和临海有司”表示，自己跟他们熟悉多年，相信他们的内心也是有良知的，因此请他们高抬贵手，在进入坟墓以前，让他（吴高兴）能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
以下为〈吴高兴：老伴走了，编一部我与她当年的书信集也成了寻衅滋事？〉全文：
2020年9月29日傍晚，我正在编辑自己与老伴早年的来往书信——《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通信集》，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派出所的，三个人驱车把我带到大洋派出所，其它人留下来抄家。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就把我这个74岁的老人禁锢在审讯室的铁椅上……当夜，办案的周警官告诉我：他们是临海网警，发现我在编辑我与妻子的书信集。我说，我把自己与老伴早年的来往书信编辑成书犯了什么法啦？况且编辑夫妻之间的书信跟“寻衅滋事”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呀！周警官微笑着对我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口袋罪。”
我知道，我的麻烦事，总离不开台州和临海的宝宝，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所熟悉的两个临海宝宝来到审讯室对我说，“他们要求我们介入。”直到24小时后的晚上放我回家，宝宝一直在场。
我在台州和临海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文革，八九，……尽管我这一辈子有许多是是非非被人关注和议论，但人到晚年，总希望能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可是，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做梦也想不到，编一部自己与亡妻的通信集也会招致麻烦！我始终无法理解，我们这一对蚂蚁一般的夫妻通信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如此疑忌和恐慌。那么，我编辑这部通信集的缘起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老伴离世至今两年半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是在往事的回忆和对她的怀念中度过的。在怀念的无底深渊中，我自然想到了那些尘封了几乎一辈子的我和她的早年往来书信。这些书信忠实地纪录了我们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的两个重要节点，前一节点的基本时间是1970——1972两年，这是我和她的恋爱史；后一个节点是1989年8月18日——1991年8月17日的两年服刑时期，这是造成我和我的家庭命运转折的两年无妄之灾，是我们全家在生活中挣扎的抗灾救灾史。把这些书信编辑成书，不正好作为对她的纪念吗？
她已经先我一步走了，我知道自己也是来日无多，在我也进入坟墓以前，我为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留点纪念。几千年以来，夫妻生前同卧一床，死后同葬一穴，坟前立一块墓碑，以供后人纪念。我们虽然卑微而又清贫，但都是富于内心生活的人，我觉得自己应该趁着苟活在世的日子，为我们的身后建筑一具精神上的墓碑——而编一部我与她的通信集，不正好作为我俩的墓碑吗？做梦也想不到，熬了两年半的日日夜夜编成的书信集，竟然成了被“寻衅滋事”的由头！
总是要老的，喜欢找我麻烦的台州和临海有司虽然还年轻，但你们的父母也是垂垂老矣，三十年以后，你们也是我现在这样的老人，我跟你们熟悉多年，我相信你们的内心也是有良知的，我请你们高抬贵手，在我进入坟墓以前，让我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好吗？
2020年10月1日
74岁的吴高兴先生在两年前痛失爱妻孙女士，两人相识48年、夫妻46年，吴老遂编辑两人早年书信以作纪念《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信集》。因吴先生是浙江资深民运人士，此事被临海网警发现就以寻衅滋事罪把他绑到派出所，网警承认这就是口袋罪，次日专盯他的临海国保介入。https://t.co/SqbYqegGMf https://t.co/BRiIBDzc9Z
— 陈闯创 (@1957spirit) October 2, 2020
附：吴高兴简介
在北京独立作家、中国异议人士江棋生撰写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中，是这么描述吴高兴的：
“吴高兴，浙江临海人，生于1947年，大学文化，原台州供销学校讲师、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惨案发生以后，在当地与其它朋友一起，多次发动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而未果。6月7日，遂与本校另一名语文教师在校内张贴海报，举行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六四屠城罪行，并带领全校师生上街游行静坐，终于打破了台州府城可耻的沉默，从而被台州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刑2年。在临平狱中，坚定地与毛国良、陈龙德等难友一起展开悼念六四、绝食抗议殴打难友等反迫害争人权活动。出狱以后，1990年代中期积极投身浙江民主运动，把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等难友介绍给前辈许良英先生，赴杭会晤刘念春和张林，拜会前辈林牧先生，支持和参加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发起的各项签名活动，并因此经常被关押和抄家，其中最长达一个月。
受迫害20年来，拖儿带女历经坎坷，踏过黄包车，到民办中学教过书，当过论文枪手。最近几年，以自由写作为业，立志研究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人与人权》等刊物上发表《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多篇研究论文。
现在已过退休年龄，仅靠微薄的稿费糊口还要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但仍然不改初衷，为研究中国民主进程而读书不止，笔耕不息。”
《看中国》2010年6月8日报导，吴高兴自1989年以来，始终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当局。1989年6月7日，他在“六四”镇压后的第三天，在浙江台州组织了抗议政府镇压的游行。1989年9月，吴高兴因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刑2年。1994至1996年期间，他又因呼吁为“六四”平反，被政府拘留关押10多次。
此外，吴高兴亦曾进行过数项联署，向当局提出诉求。吴高兴参与的部分联署，如下：
中国人权2002年6月28日报导，全中国170名人权民主人士连署致中国当局的公开信，除了郑重要求立即释放杨建利外，同时要求废除黑名单，以允许一切炎黄子孙回国。
自称是寻求民主、自由与宽容的一群中国公民，透过这一封信郑重地向当局提出三大要求：立即释放杨建利博士，还给他中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及自由；停止一切政治迫害，释放以王有才、江棋生、牟传珩、胡石根、胡明君、徐文立、秦永敏、刘贤斌、佟适冬、张善光、岳天祥、杨自立等为代表的政治犯、良心犯，并还他们以中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废除禁归令，以欢迎因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回归祖国——共同为民主的、自由的、现代化的中国而奋斗。
2002年11月5日报导，北京、上海等十七省市的192名反对派人士连署，发表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针对“六四”提出重新评价等六项政治要求。这一封公开信，是异议人士近年来范围、规模均最大的行动，显然在关系到中国发展、稳定、政治结构变革的重要政治时刻，政治反对派人士不顾危险、阻力，坚持要发出声音及政治要求。
至于这一封公开信的六项政治要求主要为：重评1989年的民主运动及抚恤难属受害者；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恢复赵紫阳身为公民的应有自由；释放良心犯并保障人权；推动人大批准早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法律；自县市一级公开民主选举，逐步过渡至全民选举最高公职。
2009年5月30日报导，浙江“六四”受害者吴高兴、毛国良、陈龙德、王东海、叶文相等五人，为了能够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发表一封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人的公开信。
吴高兴等人在这一封题为〈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六四”后，中国当局逮捕大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大部分遭到判刑、劳教，包括相当一部分被当局判以重刑，甚至被处死。虽然现在大部分人士已刑满获释，但仍背负着“六四暴徒”的罪名。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被剥夺了劳保、退休的权利，既没有住房，也找不到工作。先前在监狱里落下一身的疾病，也得不到医治，有的甚至是连低保也得不到。公开信除了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仍在押的“六四”政治犯外，针对已经刑满释放的“六四”政治犯，应该保障他们的社会权益，并解决他们的生活、医疗及退休等实际生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