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师公会换届，67岁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曾经两度连任公会主席，据公会宪章规定须在今年卸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国安法下将何去何从呢？资料照。(图片来源:周秀文/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1月21日讯】香港大律师公会今天换届，67岁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曾经两度连任公会主席，据公会宪章规定须在今年卸任。资深大律师叶巧琦、沈士文于三年前披挂上阵、与戴启思击败林定国名单，现为副主席的叶巧琦这次寻求连任，现为执委的沈士文则是参选副主席。在他们看来，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国安法下将何去何从呢？
据《立场新闻》报导，三年前，“戴启思名单”在关注一地两检、国歌法；如今，于2019跟2020年，香港跌入大风浪，大律师公会所发声明的数量，为过往十年之冠。在16年前戴启思同样做过公会主席，那段任期的最后两年，即2006到2007年，公会没发过任何声明。“真是鲜明对比。”
戴启思感叹从前大陆当局对香港的“侵蚀”没那么明显。1984年从英国赴港，半生关注人权议题，港区国安法成为他任内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挑战。
与戴启思不同，叶巧琦是土生土长香港人，1980年代从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于1989年开始执业，专攻家事法。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鲜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她开始受访，就独立调查、特赦示威者等议题发声。从去年国安法起，她马不停蹄，多番公开表达忧虑。
沈士文也关注法治精神在香港受到的冲击。1990年代，他就开始为社运抗争者做辩护律师，8964后，他曾加入一个智库组织，而司徒华、李柱铭是成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民主党的创党党员，现在身兼天主教正委会的法律顾问。和叶巧琦一样，在反送中运动、国安法议题，他一直不吝向公众表达自己的看法。
当法庭如饼被切割，公众失信心
“国安法来得毫无预警。虽然我们收到风声，但从未有任何机会看到它的细节。”戴启思说，他们仍在消化这部法律。
眼见国安法急速通过，沈士文回想起政府2003年推行23条立法时的社会状况。时任保安局局长当时会咨询大律师界别，而大律师也可参加律政处和保安局当时举办的咨询会。当年社会辩论近十个月，民意逆转，有50万人上街，最终23条撤回。
沈士文感觉，香港从前表达民意、政府也聆听并回应，是一种“civilized”（文明的）的文化，“有倾有讲”，最重要是“讲道理”。然而，今日这种文化已面目全非了。
特首林郑月娥面对传媒提问，显示她并不清楚港版国安法的具体条文内容。“完全没有咨询、完全不接受香港人意见，甚至政府高官都不知道内容，这本身先天已经是问题。”沈士文说。在他看来，如此短时间内通过国安法，没有必要。
“7月1日前也没有特别大、立刻令成个国家安全有问题的情况⋯⋯如果在没有急切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都行得通，都是正常、合乎法治精神的话，我就会问，在2003年做的大龙凤，为何是这样呢？经过2019年的运动，究竟香港社会是否有如此大分别，导致有这种迫切性，然后由内地人帮香港立法？”
沈士文担忧，“法律需要大部分人都认识和支持，才会是一个法治精神下接受的法律。”他说，“⋯⋯由内地机关、国务院做了，然后放在香港，然后就‘食’咗佢。这个过程本身都不是我们认识的过程。”他认为法庭的权力在国安法下被削弱了，在某些方面变成“no role to play”。
“在好多不同层次、环节，我们以往认识的香港普通法里执行的法庭权力，（多了）好多不同掣肘。”沈士文说，“香港法庭好似系一个饼咁，将唔细的一块割咗出来，无能力做到任何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公众的信心，每一次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削弱。”公众信心大受影响，法治精神的堡垒会被动摇。
国安法框架下，法庭里能得到公义吗？
戴启思说，技术上，他对香港法官用普通法解释国安法“充满信心（have every confidence）”，至于诠释出来的结果，9个月内就会见真章，“到时法庭就需要在国安法下作出决定。”他又承认，“必须说我无法预计到结果。”
戴启思表示，“我们不再有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you no longer have atot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除了因为国安法法官由特首指定之外，还因为国安法的条例是假设了反对保释多于同意保释（there's apresumption against bail,rather than for bail）。
叶巧琦也担忧国安法与保释假定的矛盾，还不仅如此，她质疑国安法第4条所说的依法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享有的言论自由等，和国安法本身是否存在矛盾。“国安法和基本法的某些条文之间存在张力（tension），”叶巧琦说，“对于司法机构而言，未来一年将非常具挑战性。”
沈士文则认为，“如果法律本身是把法庭的手绑住了，那它出来的结果不会是好的。法庭只会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显示那个法律是什么。法律如果是公义的话，成功的机会会大；如果法律不公义、大家不接受，法庭判决得到公义的机率就小。”
“这个法律，第一不是香港人做的，第二没经过立法会、没有辩论，所以法庭只可以单凭那些字眼，和其他有冲突的法律，比如CPO（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或者基本法，然后得到一个大家共存的演绎。这是新的，以前从来未出现过。”
健康的社会需要反对声音
沈士文坦言，再评论国安法是与非，已非大律师公会能力所及。“我们不在位置去谈论对与不对，或去做道德判断。但官员从来都是在说，要拥护《基本法》嘛，在《基本法》框架下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讲了这么多⋯⋯所以我们很多比较rational的人，都只是说《基本法》下承诺了什么，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你以为大律师好‘巴闭’，其实一点都唔巴闭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只能发声，但实际上无能为力。政治问题始终要政治解决。”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警察）作供的态度，也不同了⋯⋯2019年之前，证人不会这么大胆。明知道、看到有片段显示，自己的证供不符合现场情况，一样继续（说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沈士文说，他无法揣测原因，“但我想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查，问警察内部，其实他们有没有检讨制度。”
戴启思说，“现在法律行业的士气着实不高⋯⋯但我不认为大家都绝望了。有人会留下来，继续为大律师公会所信奉的价值奋斗，即捍卫法治、《基本法》、人权法，还有司法独立。”但他不责怪选择离开的律师。“当时势艰难，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工作需要做。”
那戴启思自己呢？“那个⋯⋯我开始老了，你知道。我的专业生涯不久就会完结，但我不会立即消失的，”他笑道，“我星期四‘甩难’后，我不会星期五就消失，我还会多待一会儿，继续工作，我还有一些官司要打。”
戴启思还指，“我们看到表面上的稳定，街头恢复平静了。⋯⋯但如果‘平静’的代价是禁止所有政治表达的形式，这只是犹如坟场里的平静（peace of the graveyard），不会是我们希望在社会见到的平静。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需要政治辩论和反对声音的。”
问沈士文，心目中有无一条不能够逾越的底线，如果越过了，就会加入高呼“法治已死”行列，甚至不做律师了？“好难，好难架⋯⋯其实条线早已在不断移动中，”他苦笑，打了个比喻：“去睇戏，啲戏越来越烂吖嘛，咁我咪调低个笑位。”
风高浪急，为何仍留下？“这很视乎个人选择⋯⋯如果你personally地问我，如果你服务的对象，仍然需要你，你就有很大的原因，继续坚持留在香港工作、发声。”沈士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