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右）身后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中）在文革中的遭遇相当典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文革中，暴力性“斗争会”（即用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游街、体罚等方式“斗争”所谓“阶级敌人”）、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即后来被俗称为“牛棚”的），都在大学里最先开始大规模发生并且发展起来的。这些迫害手段流传全国，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学领导人，则是校园暴力的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之一。
一、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江隆基，男，1905年生，兰州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1966年6月初开始遭到“斗争”，6月25日自杀，时年61岁。笔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人印发的关于该校文革发展的材料，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大学领导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当典型。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一系列的会议之后，江隆基被中共甘肃省委确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这样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后来和妻子李敬仪一起被打死的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吴天石，也是这样。
1966年5月10日，兰州大学召开“声讨邓拓、吴晗、田汉、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江隆基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校中贴出大批大字报，召开大量“声讨会”。5月25日，中共兰州大学党委决定全校停课。在6月4日“工作组”开进学校以前，兰州大学已经贴出了两万五千多张大字报，主要矛头，指向学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就是江隆基领导的文革初期阶段。这时候他也许还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指示下广播北京大学的一张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随即，工作组被派到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北大领导班子。中共甘肃省委在6月4日向该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与时间都是一致的。
工作组进入大学后，原来的大学领导就“靠边站”（这是当时的用语）了。6月6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作“动员报告”，江隆基在同一会上代表中共兰大党委检查了他们领导前段运动的“右倾错误”。
紧接着，工作组组织学生等用开会和贴大字报等方式“揭发”和攻击原来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问题，从领导文革“右倾”，进一步变成了“斗争”对象。
从一份兰州大学在1966年11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1966年6月在兰州大学贴出的攻击江隆基的大字报的标题有：“我校领导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剥开教育专家江隆基的画皮”，“控诉江隆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到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升级，以及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实质内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这一天共“揪斗”了70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
在北京大学，是在6月18日，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当时在北京领导运动的刘少奇写了一个“批示”发到各级党委，要求制止这种“乱斗”。这个批示后来被当作刘少奇“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罪状，对这个批件的否定，则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校园暴力。其实，在当时，刘少奇就不是认真有力的对暴力行为制止。中共甘肃省委收到了刘少奇的批示，显然并没有理解为要“压制”暴力迫害。
6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江隆基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江隆基死后，7月11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其机关报《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江隆基“罪行”的报导一篇社论，算是对江隆基的最后结论。
导致江隆基自杀的原因非常明显，一方面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是上级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定性处理。在兰州大学，仅仅从1966年6月到8月，还有6个人被“批斗”而自杀身亡，14人自杀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终身残废。
江隆基死于红卫兵运动开始之前。虽然在“斗争会”上侮辱折磨他的主要是一些学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时候，文革运动仍然是在中共各层组织的严密控制和有效管理之下进行的。所谓“群众斗争”，实际上是他的上级组织和毛泽东的文革指令和理论指导的结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对江隆基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级：中共西北局和甘肃省委。
江隆基自杀三个月后，1966年9月，领导了对江隆基的“斗争”的中共甘肃委领导人汪锋等人，也被“揪出来”了，也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斗争”。文革的打击对象，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指挥“斗争”别人的人，也落入了被“斗争”的陷阱。这不是什么好笑的故事，这显示了文革的残酷和野蛮。更重要的是，这样不讲道理的混乱的上层权力人物的争斗，给下面的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甚于给他们自己。
1978年1月26日，中共甘肃省委给江隆基“平反”，这是在毛泽东死去一年半之后，也是江隆基死去12年半之后。那时候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刚刚开始不久。
二、江隆基对另一名受难者命运的责任
“纪念园”中有另一名受难者顾文选，江隆基对顾文选的悲惨遭遇，负有责任。他们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关系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运，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资深共产党人，高级干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江隆基就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在北京大学，他领导了“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以及“反右派运动”，直到1959年1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
顾文选是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北大学生之一。据记载：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7页）
笔者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找到了顾文选在那天会上的讲话稿。他说的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在家乡杭州，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实相当有分寸。江隆基当天晚上，就对顾文选加以谴责和警告，显然是没有查证过顾文选所讲是事实还是捏造，而且他不认为需要查证这是否事实。
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北大当局划为“右派份子”并被判刑五年。刑期满了以后，也仍然不能离开劳改农场。他试图逃出中国，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尽管顾文选最初的厄运是由于他被江隆基划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却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们二人的命运的交织，体现了文革的宽广的打击面和残忍的性质。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定为“右派份子”。这人数超过了当时北京大学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些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人中589名是学生。他们此后都受到长期的精神的和物质方面的摧残，有的人后来也像顾文选一样被枪毙。22年后他们才获得“改正”，但是从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学的这七百多个“右派份子”中，有526名是江隆基领导下整出来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级认为力度不够。派了陆平来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份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调任前，周恩来曾经约见陆平谈话。陆平比江隆基更为严厉地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又增加划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达到了716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文革开始。（这里的数据来自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制定“反右派运动”的理论和领导全国的整个运动过程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但是，也是经过江隆基这样的人物的手来具体实行的。江隆基曾经代表中共领导了中国的两所大型综合性大学17年。这17年中，他和其他与他身份类似的大学领导人作的，不仅仅是迫害了大批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轻学生，而且还对原有的大学体制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来，大学只是教育机构，不是法律机构，大学对人最大的处罚只是开除学生或者教员。大学当局有权依凭学生教员的思想和言论，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如“右派份子”并实行长期的系统化的迫害，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继任者陆平，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者。这种镇压和迫害学生的大学体制，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希望建立的吗？这曾经是他们的革命吗？如果不是，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出声反对？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使得他们的形象十分暧昧和缺少诚挚。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等589个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发问的还有，当江隆基在文革的恶浪兴起之时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顾文选那样的526名“右派份子”？
希望他当年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能预见可能发生“反右”和文革这样残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理想和战斗目标；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不是仅仅因为作了这场残酷“革命”的失败者和失意者，而是对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本身感到绝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