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真地相信领导的话，在座谈会上毫无顾虑地提出以下意见。（网络图片）
祸从天降
1957年间，我由公安机关调至中共城南区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反右运动在全国及本市早已开展，直到10月28日城南区委机关才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领导又特别对我说：“你是公安局调来的，又是党员，革命坚定，是最热爱党的，划右派不会划到你的头上来，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提意见，起带头作用。”我天真地相信领导的话，在座谈会上毫无顾虑地提出以下意见：
1、公安部门在镇反中不应该事先作计划、定指标，每个月、每季度要关管杀多少人，应该据实情按政策办事。
2、本市土改中划阶级成份，对某些人划得不够准确，不是地主的划成了地主。
3、本市对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做得不够好，引起他们不满意，有的没分配工作，连饭都吃不上。
我的发言当场受到领导的表扬，号召大家向我学习。我当时很高兴，感到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不久后一天的上午，在食堂里、办公室的过道内以及户外，突然用麻绳拉起一串串的大字报，我一看吓了一大跳：“打倒右派份子凌春华！”“凌春华是有纲领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凌春华必须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紧接着就是大会、小会的斗争，连打带骂，一连斗了我一个多星期。我被斗得昏天黑地，精疲力乏，怎么也想不通我会被划成右派。这天大的冤枉向谁能说得清？我被关了禁闭，由专人看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看守人员疲乏想休息了，我便请假，假说要去买早点吃。获得同意后，我连忙走了出来，马上搭车去了南岳，其实我是想到南岳山上去跳崖自杀，让南岳菩萨证明我是清白的。
可没有想到，想死没死成。在上山的路上遇见南岳派出所所长，他是我在省公安干校的同学，问我怎么来到南岳。我只好谎说是出差，顺便上山看看。他忙说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来南岳视察，做保卫工作的人手不够，请我协助他们。我不好拒绝，只好同意。一共待了三天。在这三天中我思想起了大的变化，心想这样去死是不值得的，反害了自己和家人，冤枉总会有一天可申雪的，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于是我回衡阳，到了我原来工作的柴埠门派出所。在我去南岳的几天中，城南区区委派出大批人员四处搜查我，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右派份子”此时正在执行保卫中央首长的机密任务哩。派出所有人给城南区委打了电话，区委马上派来几个人，把我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押着我从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来回游街示众，又日夜采取车轮战术搞逼供又跪又打，还在《衡阳日报》报导我的所谓罪行，想把我置于死地。为了活下去，对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之苦，我只有一忍再忍。到1958年5月，区里宣布对我的处分：定为“极右份子”，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的最重处分，还美其名曰“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从宽处理”！
在株洲“湖南新生工程队”
我和一批同类被公安局派员统一押送至株州“湖南新生工程队”劳教。所谓新生工程队，实际是一个劳改场，简陋的工棚周围布满了铁丝网，高高的岗哨亭上架着巨型探照灯，荷枪实弹的卫兵昼夜看守。我们的任务是修筑田心铁路枢纽站路基。此处荒山乱岗，野树杂草遍地，要将它在短期内整成平地并建成路基，任务是十分艰难的。早上5点钟吃饭，从6时干到中午12时，中饭后下午1时接着干到6点，晚饭后再从7时干到晚上11点，一天劳动15个小时以上。初来的些同类们都是知识份子，从未干过这样重的体力劳动，不少的人病了倒下去，但为了争取早日“改造好”脱掉“右派”帽子，不得不极力忍受着，我当然也不例外。晚上没有电灯也要开工，我是近视眼，看不清路，挑着沉重的担子不知摔了多少跤，摔得脸青鼻肿脚流血，爬起来又得继续干。后来我被调到打夯组。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晒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又不准休息，不时有人中暑倒下去。我们只好赤膊上阵，不时向身上泼水来降温，坚持干下去。这样残酷非人的生活，我们干了近两年，不少的人病倒，也有人病死和自杀。这样的劳教何日是尽头，谁也不知道。我突发奇想：这比劳改还不如，劳改还有个期限，倒不如去争取劳改，只要我表现好，可能还能减刑，早日出狱回家。于是我在一次交心会上故意胡说：“我要成立一个党，自任主席，与共产党竞争，将来好当总统。”这下引起了同类的惊讶，更引起管教干部的震动，我却暗自高兴，这下可达到我的目的啦！果然不错，经过一场斗争大会，宣布对我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15年，押送汉寿县西湖劳改农场。这时我又有些后悔，没想到竟会判这么重的刑，但是已无法挽回了。
在劳改农场
西湖劳改农场土地肥沃，生产甘蔗、大豆、花生、稻谷、棉花，在此劳动改造的犯人多是刑事犯，劳动强度却没有在株州那么大。我想：我总算是干过公安工作的，政治条件比这些刑事犯多少要好一些，只要积极劳动，做出一些成绩来，可能会获得减刑，早日出狱。经过一段时间，不出所料，我被任命为小队长，小队在我带动下多次较好完成了任务，管教干部对我有所好感，鼓励我争取减刑。
这里我要说我曾做过的三件事。第一件：队里那年种了许多棉花，由于杂草丛生，棉花生长不好，管教干部要求我们用锄头除草。我认为棉花刚出苗，根系不牢，用锄头去铇，必会伤坏许多苗，只能采取用手去拔草的办法，因此时间不能要求太快。但管教干部为了快些完成任务，坚持要用锄头铇。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与他争吵起来。他扬言要撤我的职，处分我，我便找上级说明理由，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意我的做法。在我们细心的照管下，棉花得到了丰收，我受到表扬。第二件：湖区夏天蚊子极多，过去犯人都没有发蚊帐，晚上被蚊子咬得难眠，白天就劳动不好。犯人们要我向上面反映，我鼓起勇气找领导说明情况和要求，领导最终同意发给每人蚊帐一顶，犯人都很感谢我。第三件：过去发给犯人穿的衣服上面都写了“犯人”二字，这是对犯人人格上的侮辱。我大胆地向领导提出：这样做影响犯人的情绪，不利于他们的改造……没想到领导居然没有加罪于我，接受我的意见，看来管教干部中还是有好人。
我在农场待了6年，多次提出申诉，但一直没有回音，直到1965年四清运动中湖南省政法部门派四清工作组来场清理案情，没想到我第一个改判为6年，期满被释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回家后，才知道因我的问题连累了亲属，大哥从铁路调到街道工厂，妹妹也从军工厂调到街道办的酒店当服务员。我孤身一人无处可去，只有靠妹妹安排我的食宿。我这个“右派”、“劳改释放犯”没有技术专长，很难找到工作，幸好遇上过去的老同事秦大慈（人民公社分社主任）介绍我到城北区泥木队学木工，后又与一个农村姑娘结婚，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家。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分社的造反派把我揪出来，进行跪、打、游街无情的斗争，最后把我全家押送农村老家衡阳县渣江区赤石公社联谊生产队。老家同族叔伯兄弟们对我很同情，看我劳动力不强，收入难养活全家，便向队长说好话，同意我回城里打工，但每月要交30元给生产队。就这样我一个人又到城里，但已是一个没有城市户口的“黑人”，凭着友人的帮助和自己学到的一点木工技术，东游西荡，才勉强赚点钱交给队里换工分养家。可是不到一年，大队干部说我不老实，流窜城市，不在乡下好好改造，又把我从城里抓回，多次进行残酷批斗，逼我在天寒地冻时光着身体下水修水闸，结果大病一场，从此得了坐骨神经痛，再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生产队长罗义瑞见我留在队里做不了多少事，反增加队里的负担，便找大队求情，这才又放了我回城去打工。
回城流浪
回到城里后，我先后在湘南纸箱厂、濂溪街煤店做工，1970年间，市打击办说我是倒流城里的黑户，多次将我的工资全部没收，使得我家陷入极端贫困，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我只有在这个恶劣的社会中挣扎，求得生存。1971年，上面政策有所松动，在罗队长的努力下，我全家才得重返城市。我到处做零工养家餬口，日夜在胆战心惊中生活，挨打挨斗是常事，漫漫黑夜，何时才能走到尽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打倒了，情况才有所好转，终于盼到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工作。如今我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当年发动反右派斗争，将55万多名知识份子打入地狱，对我国的建设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始作俑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凡是尊重事实的明白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