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网络图片）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中共建政后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一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中共建政后，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是亩产万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