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8日香港电台员工戴上面具，高喊“罪名毋须有”等口号（图片来源：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3月3日讯】在一间隐蔽的课室里，几位通识科老师正在开会，讨论来年的校本笔记修订。他们手起刀落，删除了一些敏感课题：违法达义、公民抗命、三权分立等。一条条看不见的红线、以3年起跳的监禁以至无期徒刑的威吓，令他们为了师生安全，删去一些有可能被视为反政府、反中的课题。
这个情景，很可能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暑假，在多间香港中学上演。
“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无可奈可为减低风险，免不了会自我审查，”现年51岁、在香港一所倚靠政府津贴补助的中学任职副校长及通识老师的张锐辉，坦承过去28年教学生涯，从未试过因政治压力，对任何教材进行审查，但《国安法》通过并实施，使这学术自由的堡垒首次失陷。
沦陷的科目，是他一手引进学校的“通识科”──这是经常因触碰到时事议题，而卷入政治风眼的科目。在香港，通识老师约有4,000人左右，他们教的课程不可避免要碰触时事与政治，近年教通识科如同行走在钢索上。
采访当天，是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隔一天，市面一片风声鹤唳。刚监考完学生期末考的张锐辉，走入空无一人的课室，在后排坐下来，神色凝重地接受访问，仿佛把一字一句都拿掐准确，才敢说出口。这种犹豫，与2012年反国教运动后，他接受媒体访问，措辞强硬地批评国民教育的姿态，有点落差。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每逢大型社会运动在香港爆发，由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反送中运动，亲中媒体、建制派政客都纷纷出口，指年轻人受到“偏颇”通识科教材或“黄师”的煽动，才会上街示威，成为激进运动的核心主干。
2009年通识成为香港高中生的必修科目，到2018年，香港教育局辖下的咨询组织“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却考虑把它转为选修科，坊间一直盛传要让通识教育来个大整肃。2019年8月至9月，反送中局势急剧升温之际，党媒《人民日报》批评通识“毒教材”煽动反中，亲北京人士跟着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随即强硬出手，首次推“自愿送审”计划，加强对通识参考教材的监管。《国安法》压下来后，教育局发通告予全港学校，指要推动“国安教育”，外界普遍认为通识老师将是要执行国安教育的其中一员。
这让像张锐辉这样，向来强调批判思维、教学与社会时事紧扣的通识科老师担忧，未来教材将会被删改或渗入国家安全的元素。在香港教育局掌握人事权、本地某些学校管理阶层已渐渐染红的情况之下，再加上亲中或建制人士的猖狂举报，异见老师的声音更容易被扼杀。
此外，港版《国歌法》在2020年6月中生效后，教育局随即“强烈建议”全港学校师生要在9月开学日唱国歌、升国旗，标志着教育场域染红的序幕。而在《国安法》尚未来临前，这股要把国安教育安插进通识教育的意图，已在香港教育界图穷匕见。一波又一波的举报潮让教育界风风雨雨。
举报潮：从蓝丝家长的民粹指控，到教育局制度攻击
从反送中运动到2020年6月底，教育局收到涉及教师发表有关社会事件的仇恨或挑衅言论，以及使用不恰当教材、违法行为等投诉达222宗。而这些投诉，不少是匿名信件，源头不明。
亲中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更会就着老师在社交媒体上的反政府或撑示威言论，大造文章。爱国家长团体，经常拉大队到学校门口去，就着某位老师说过的话，吵着要学校把他解雇。近来更有300名亲建制家长组成团体“救救孩子”，打正旗号要捉“黄师”偏颇教材的痛脚，再向教育局通报罪证。
“这是完全把制度武器化，变成攻击教师的恒常机制。”、“这就是举报，已经到了，单凭你说的一句话，也可成为投诉的理据。”前通识科老师杨子俊与另一名不愿具名的通识老师林磊（化名）不忿地说。杨子俊和林磊都是首批被抹黑的通识老师。
2019年6月12日冲突，反送中运动首次升温；杨子俊那天刚好放假，他赶到现场参与集会，林磊则留在家中，收看直播。大概傍晚4、5时，警方接连发射多枚催泪弹，速龙小队与示威者紧张对峙，杨子俊在前排站着，突然间“碰”的一声，他的右眼被几十米以外发射的催泪弹击中，鲜血直流，旁边的叔叔扶他到巴士站一旁，拍下伤势，成了网上疯传的影片。林磊在家看到警方清场时对年轻人使用不当武力，满腔愤慨，终按捺不住，转载了一张咒骂警方的制图。
返校之后“不能言说的秘密”
悲剧以后，杨子俊被控暴动罪，亲中媒体大肆报导，标签他为“暴动黄师”，而一夜之间右眼失明的他，迫着自己只能休养到去年6月底。现年30岁、倔强硬朗的他说，想尽快复课：“我想给人的感觉是，我还能正常教书。”
现实生活是，他右眼看东西有一个光晕在挡着，批改作业也慢了，更有家长向学校投诉，说要让孩子转班，不再上他的课。杨子俊教的是一所私立的传统名女校，几乎每年都会出文凭试（DSE，大学入学试）状元，同学都来自中产或上流家庭，注重学校牌头、声誉的家长很多。校长的处事手腕，一贯的公事公办，俐落理性，对杨子俊没太多慰问，只就他过往没受到投诉，纪录算是良好，免了他的“过失”：“她回应家长说，如果不是中弹，根本没人会知道我在外的参与。”不过，校长又告诫杨子俊，底线是绝对不要把政治带到来学校。
杨子俊暂时是留下来了，仍能任教通识班；林磊则不太幸运，单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一句骂警察的话，就惹来亲建制团体到校门前示威，加上投诉是直接递到教育局去，学校在外界压力下作出纪律处分。“我是怜惜年轻人，为他们感心痛，才说这句话。”尽管心中委屈，但因言论涉咀咒成分，林磊发了道歉声明，并辞去两项教育相关的公职，望能平息风波。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林磊都惆怅不安，怕被教育局吊销牌照。最后，他只收到教育局的谴责信，而校方也发出通知，勒令他停教通识，但仍能教另一人文学科，他才稍松一口气。
而在返校之后，杨子俊与林磊老师都从此活在阴影下。在复课的第一天，杨子俊的校长就在早会上交代他的伤势，并叮嘱学生别再提起风波，免得“打扰老师”。这所精英女校的学生比较世故，为了不挑动管理层的神经，从来没有在口头上问候过老师，但有部分人会送上慰问卡。当学生举办反送中的集会活动时，杨子俊为了避嫌，只会点个头，轻轻路过。林磊则说，学生都十分敏锐、小心行事，很多人私底下向他送上慰问，有人把不具名的纸条、卡片或是自制的纸鹤，偷偷放在交功课的柜子里。他们都装作平常般教书，但过去的遭遇都成了学生之间“不能言说的秘密”。
收到谴责信的他：“教师专业”的定义，当局说了算？
“《国安法》出台后，最大的影响，对教育界来说，是政府及投诉者更加被合理化（legitimized）去做这种投诉，”在一所民间智库负责教育研究的时评人冯智政认为，《国安法》罗列“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及境外势力”、“恐怖活动”等四宗罪，条文带阻吓作用，目前举报人未必会直接报案、去控告老师，惟预期日后有关《国安法》的投诉将会增多。
目前的香港，在学校以外，任何人可向教育局或仅为咨询组织的“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作出教师“专业失当”的投诉。其中教育局掌握老师的最终人事权，经校方配合调查后，若证明老师是“专业失当”，轻则发出书面劝喻或口头提示，重则发警告或谴责信，最严重会凭《教育条例》第47条吊销涉事人的教师注册牌照，等同终身失去教席。据教育局在今年7月于立法会公开的资料，目前尚未有老师被吊销牌照，有34名老师收到书面劝喻或被口头提示、26名老师分别收到警告或谴责信。但不少受访者认为，日后若有老师因《国安法》被投诉，后果会更严重。
“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称做‘教师专业’，很模糊，”收到谴责信的林磊批评，至今教育局未曾公开投诉案例的成立理据供业界或公众参考，而“教师专业失当”的定义，更由教育局说了算。香港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就曾批评这是“黑箱作业”，应设公开聆讯，让老师在律师陪同下与局方就审讯条文作出讨论。
冯智政则批评，这种民粹式的投诉文化，是“很低水平的政治攻击”，红线更延伸至学校外的言行，“日后聘请老师，老师可能只不过有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譬如说进了教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最大的教育人士工会），就会受到不同社会团体的压力。”
林磊过去一直是敢言的公民，曾担任民间通识教育组织的主席，多年来都活跃在媒体上写教育评论，更与激进建制派议员梁美芬隔空驳火，就通识科应否转为选修科笔战。已步入中年，西装骨骨、谈吐温文尔雅的他，底下有颗叛逆的心：“不觉得是不幸，多少是被人target。就算不是今次被投诉，都可能是下一次。”他感到愤怒的是，他的公职包括无偿为教育局提供教师培训，局方却没有考虑其贡献：“平时自问尽力回馈社会，也与政府合作，怎么一句话就抹杀了我过去的工作？”
中弹9个月后的他，不获学校续约
相形之下，过去杨子俊是沉默的大多数，专注于学术工作。他特意选了一所精英学校，看中它的高薪和稳定，还能训练自己用英语授课，下课就回家埋首电脑前，撰写考试导向的通识参考书。他的家中有块大黑板，还购置了一部公司用的打印机，对教育及出版业有份执着。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做事严谨细致的他说：“看到这么多社会问题，是想参加（公职或教育团体），但我没有。”他续说：“因为我相信，做好教学是一个无底深潭，永远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做好它。”
杨子俊形容，在612中枪之前，他一向低调及安分守己；他从来不在学校谈政治，复课后为了显示中立，还会在课堂上为港警的武力辩护，这让教育局或学校没有再刁难。可是，杨子俊心里知道，教席不见得因此能保住，他始终令学校名声与暴动罪连在一起，有熟悉校政的旧生会成员跟他说：“学校不会立刻辞退你，难道想见报吗？知道你下年合约快完了，就等你自然流失。”
这间私立学校，资金来自办学的教会团体及学生学费，但翻查校长的背景，她做过政协委员，丈夫更是前政府高官，是一名有红色背景的人物。杨子俊认为，校长都以专业态度处理投诉，但当他失明并成为媒体上知名的抗争代表，影响到校誉，校长开始有微言。直到今年1月，他参加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集会，发言指教师“不应政治中立”，应明辨是非以做好“身教”，再次惹来蓝丝向教育局投诉，指他灌输立场予学生。虽然学校查明投诉不成立，但亲中报再度抹黑他“荼毒学子”，已令校誉再度受影响。
在今年3月，校长以取消初中通识课为由，不与他续约。杨子俊淡然说：“从6月复课起，就没有觉得避过一劫，总在计算还剩下多少时间。”吃了“政治参与”这禁果的他，终究逃不过一劫。
港府推教材自愿送审，“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单元改动大
举报潮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紧接而来的是，老师们开始对教学内容自我审查。而香港教育局在去年开始以“专业”为名，加强对参考教材的监管，意图布下种种红线。
教育局在2019年9月就铺下前奏，提出“教科书自愿送审”计划，让出版社自行决定把通识教材送检，称是会由教育局的“专业团队”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目前共有6间出版社自愿送检，过后能位列于教育局官网的介绍书籍名单中。
这撼动了以往通识教材一向“免审批”的做法，仿佛一只官方黑手延伸，冲击本来自由的出版市场。通识在2009年正式成科，而在2007年的官方课程指引，教育局指这科是“议题探究”，要教师靠专业自主，把参考教材及课程理论转化，融合当下的时事事件去教学。因此教育局不建议通识教材要如其他科目的教材般经过审批，也一向不干预出版社的议题设定，保证书商“畅所欲言”，反映多元的社会观点。
“教育局现在是刻意设立委员会去查教科书。根据内幕消息，很不理想，删掉了很多东西，”曾出版通识参考书的杨子俊说。4月，更有书商透露向香港媒体透露初步审批结果，指通识科六大学习单元中“今日香港”与“现代中国”的改动最大，这些课程涉及香港的政治制度、身分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等。杨子俊认为，教育局正在藉删改教材内容，宣示港府立场：“这是政治任务式的改变。”
杨子俊以前任职的学校，每年都会对校内教材进行审查，譬如2014年雨伞运动后，发起运动的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成了课堂禁忌，有同事便把戴耀廷所提出的理论“法治4个层次”在“法治”课题中删去；翌年中联办指行政长官地位超然于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又有同事把“三权分立”的概念删去。杨子俊表示，学校管理层的作风比较亲建制，才会每年审查教材，但未来这风气或许会蔓延。最近戴耀廷被港大校委会以高票通过撤去了教授职衔，成了学术自由沦陷的警号，他的论述更大机会在参考教材上消失。
冯智政认为，通识科教材尚未经审批成为正规的“教科书”，“教材”议题改动，不足以强制要老师跟随，但过往一年的投诉潮，加上《国安法》的压力，老师的自我审查只会更严重，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渗透更多政治考虑，“在监察底下，其实很麻烦，如果要教多一点民主成分，等一下又有不知名来历的人投诉你教民主的东西。”
“红线任他划”，六四传承不再？
张锐辉表示，在《国安法》通过后，他预视一些教材内容会被教育局的审批团队删掉。这将包括公民抗命、三权分立，评价立法会或特首选举的不足等，表面上不触碰《国安法》下“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实际条文，但香港的投诉风潮已矮化成“反政府”或“反中”，笼统的意识形态批斗。他在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后受访表示，当“民间投票”也被中联办视为“违反《国安法》”、“夺取香港的管治权”，可见红线是无限延伸，“北京的反应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他的说法完全没有逻辑，只不过他有权。”
“现在的红线是任他划，最保守的做法，就是不去碰它，”张锐辉说，老师们将在暑假开会议，按着审批内容检讨校本笔记，又指早在反送中运动后，已有老师舍弃校本笔记，照本宣科，“他们免得家长或学生找麻烦，有事便赖是教材书的错。”
《国安法》实施后，他更考虑20多年的六四历史教育能否延续下去。过往他除了在课堂会提及外，学校每年也会辨专题周会，谈这段发生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军队及坦克车进城清场，镇压民运学生的历史，也会邀请亲历者、当年左派人士、中国问题专家演讲。
这一段历史，也是张锐辉大学年代的社运回忆。作为香港大学旧生，时任港大太古堂宿生会主席的他，曾在六四屠城后，怀着悲愤之情，在太古桥上奋笔疾书，在黑布直幡上写下“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的对联，岂料白漆透了底，字迹烙印在桥上。此后，每年都有港大学生，重漆桥上班驳的字迹。
坚持传承历史20多年的他，首次动摇：“如果我们发现重提六四的历史都是对政权的威胁，要以它为借口来打压，我们要考虑对学生、老师和学校的后果。”被问到会否坚持教真实的六四，张锐辉迟疑良久，终于吐出一句：“尽我能力去做，可能不会放在课程里面，但可以当一般社会事件跟学生去讲。”他又说，如果政治压力过大，他会考虑下一步：“（会去想）是选择离开？还是屈服？”
恐派员入校“视学”，迫老师做政权喉舌
《国安法》实施后，通识老师或面临更大的压力，将要执行“国安教育”，成为传播高压政策的媒介之一。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国安法》通过后3日发出通告，指示学校要推行“国安教育”，教导《国安法》的立法背景与意义。近来他出席电台节目时，更指要把《国安法》、《宪法》、《基本法》列为“国民教育”，培养国民身分认同。
副局长蔡若莲早前接受香港建制派媒体访问时则透露，因应《国安法》落实，教育局教材审批团队即将在通识科“今日香港”单元中的“政治参与”部分，加入相关的教材元素。她又指出，推行方式会融入由2017年起推行的“基本法及宪法教育”中。换句话说，在教育局的未来计划中，学校老师除了要在目前通识、中史及历史等课堂中抽出共51小时课堂时间教授《基本法》、《宪法》条文及一国两制概念之外，也要教授《国安法》的条文与意义。
“表面的理解，即叫你‘笃灰’、捉间谍，见到老师说话有违国家安全，便要举报，”香港民主派时事评论员刘细良认为，教导学生遵守《国安法》、分辨何谓“勾结外国势力”等，本质是一种价值灌输，“即教你‘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同港独，这是政治教育来的。”
刘细良批评，“政治教育”在本质上与“通识教育”相悖，前者是单向的洗脑灌输，后者则重视批判性思考，从正反角度去看社会问题。日后的香港，若通识老师被迫要执行这“任务”，或会衍生更多举报潮，“日后老师在课堂上说，美帝是否亡我之心不死。蓝丝群组或家长，又会举报他灌输港独思想。因为这件事（指美国侵略中国）本身就是错，是不容讨论的，”他愤言，“以后不用教书读书了，就花时间在争论上。”
张锐辉说，这等同要通识老师弄脏自己双手，做思想灌输，而教育局表示会派员“探访”作出支援，有见于北京急于整治香港教育界，他猜测其中一项形式可能是“视学”，即派员直接监控老师上课表现，“最后结果，你给什么我教什么，掩没良心，”他说，这或引发离职潮，教育界只剩下亲中、亲政府老师的声音，“像过往一段时间的公务员，做很多污秽不堪的事情，最后撑不下去便离开，换做到的人。团队开始容许不合理事情发生，甚至帮你执行。”
已离职的杨子俊担忧，“通识教育”有可能被换汤换药，变成“爱国教育”。他以中国的“思想政治科”作类比，虽然未至于硬塞毛泽东红学、马列主义等，但内容变得只歌颂功德。以前他任教的学校，就曾以通识课的名义，发起粤港澳大湾区专题研习，强制全校师生参与，而中联办也经常在香港搞不同的知识比赛，暗中作政治宣传，“有时候，通识可以做到很红。”
杨子俊续道：“所以，离开不算可惜。这将不会是我想教的通识，因为在政权眼中，这科是必须被灭绝的。”在3月知悉新学期不再获学校续约后，他决定提早两个月，于7月初离职，暂时不会寻找教席，想以倡议者身分，在体制外推动通识教育的改变，“当然想有天做回老师，但如果想有这一天存在，就要先解决了制度问题。”
黑暗时代的反抗：影子教育
《国安法》后，不少主张港独或民主自决的政治组织解散，但也有人指抗争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离职后决定继续为教育界发声的杨子俊，提出“影子教育”的可能。他说，当主流学校的教育愈来愈多红线，老师逐一被噤声，想另辟网上的公民学堂，补足正规教育的不足，“类似占领运动时的街头讲课，教授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是想抗衡洗脑教育。”
他表示，这仍是初步构思，但若真正落实，第一步是把他出版的通识参考书，部分或所有内容公开，把知识传播给更多人，“自己带头放上去，让更多人会跟从，因为日后中史、世界历史，甚至中文科，这些可能触碰到敏感话题的，都可能受到打压。”
脱离了彷如文革的苦海，杨子俊仍愿意参与公共讨论，在镁光灯下继续发声。《国安法》寒蝉效应之下，许多老师被灭声，他现在回复自由身，反而愈走愈前，是命运使然，也是个人意志，“中弹后，多了名气，也有了伤者角色，可以在岗位上发挥更多。”他又指，再黑暗的时代，只令他更意会到有些价值比物质生活更重要。自言习惯过中产生活的他，现在用积蓄过活，也靠出版赚到点外快，笑言还能撑几年。
他仍怀有一颗春风化雨的心：“去年运动，这么多年轻人牺牲了，真的很内疚，本来年轻人不应该出来，是我们大人差劲，处理不到香港的社会政治问题，令年轻人被拘捕、被打。出于‘齐上齐落’，或大人对年轻人的关爱，我要为他们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