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称中堂 晚清重臣李鸿章(图)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昔洋人有称,向中国开战,实同李鸿章开战也。可见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历史之影响,真“五洲万国之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他是清廷的发言人,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在一个个体的“微观”体现,王国维所谓“千年巨变”,则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巨变”之肇始。梁启超称:“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李鸿章传》)

愈有影响者愈有争议,所谓谤满天下者未必不为伟人。有论李鸿章是权臣,比之霍光、曹操,或张居正。在小时候,中国大陆课本上直称李是卖国贼,诸如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丢尽中国人的面子,没有骨气。那时,一提起是安徽人,总会有人笑话,你们安徽不是有个李鸿章嘛!甚至“李鸿章”三字成为骂人的话(安徽方言似“你混账”),可见盖棺论定也未必可靠。时过境迁,今日之李鸿章已非当日之李合肥,闻老家已重修李家祠堂故居,招徕游客成为“爱国教育”基地。《李鸿章全集》也已出版,洋洋大观。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对李鸿章的论定,是一个缺失价值标准的具体体现。同样,对孔子,对太平天国,也都体现出我们是怎样地雌黄历史,没有立场,悖谬荒诞。一切似仍在“论尤未定”着。

“迷”渐淡,历史终会在遥远的某一时代清晰起来。随着近年人们对近代史的厘清和反思,“李鸿章”仍然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点,在众多的相关“评传”中,我仍然觉得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似最简明而有深度。任公尝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斯言足令人深思也。

合肥之事,不胜叙述。且据传中一二略论之。

李鸿章之崛起,无疑在与洪杨之战,曾国藩举讨贼大旗,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真“一时多少豪杰”。梁任公所云“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淮军的劲敌是李秀成。李鸿章食言杀死苏州守城降酋,一直被人所指。同治二年十月九日,李鸿章亲自督军,以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迫进苏州城,经激烈苦战,先破外城。李秀成、谭绍退守内城,负隅顽抗。终因官兵水陆并进围城,城中粮尽,众心疑惧。李鸿章以为机会已至,遂有程学启及战争掮客戈登轻舸入城,说服纳王郜云官等人投降,以李、谭人头为献,许以二品,签下降约,戈登为之中保。他们不忍杀害李秀成,李也觉察其谋,无奈之际只有末路一条,遂乘夜遁城而逸。廿四日,谭被云官所杀,降酋八人,并千余亲军,开城迎降。此八部在城中守卒尚有十余万人。程学启以为此八人恐有后患,乃与李鸿章密谋,赏宴之际,埋以伏兵暗杀,其手下之强兵余党千余人亦戮杀不剩,血染双塔寺。李鸿章心知肚明杀降乃大忌,但更担忧叛而不降之患。太仓诈降之隐在前,难免有“虎患”之忧。所以,他默许程学启大开杀戒。遂又有十万太平军被杀。朝廷也默许李的所为,李鸿章因苏州一战之功,加太子少保。见李如此行为,戈登悔初为保人,要找李鸿章算账。

梁任公云:“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戈登于此事,不过一个战争掮客,因为一直被蒙在鼓里,待事已发,便怒不可遏,甚以国际战争惯例欲挑战李鸿章。在李鸿章眼里,戈登之流所谓“常胜军”实在是“磨难星”,这群“外国流氓”所谓之道义,纯粹出于利益,打仗兼打劫,可谓为利而战。李鸿章早就想清除这一隐患,苏州之事,可谓契机。

或谓李鸿章惯用“小智小术”,他玩了一出诸葛亮诱敌之计,可谓眼明手辣。如果说诛八将是“战略”上的考虑,以杜后患,那么,杀其千余亲兵,难免残忍。战争至此已丧心病狂,有道是:战争的胜利总是以生命为代价。但战争也是毕竟有正义与邪恶之分的。收拾洪杨残局,全赖李鸿章之功。不过,如果我们今天过于神话曾、李(尤其曾国藩,几乎将成孔子之后一人矣)也是值得反思的。

梁任公似乎对“英雄”情有独钟,他不惜以浓墨称李秀成为真豪杰。其英雄气概,自不可以成败论之。称他不但有“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更能“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之智勇,尤可称者其不杀赵景贤:“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尾所未有也。”又:“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在这里又要强调一下,倘不是如此,长毛之残余似无立足顽抗之际遇了。姑且不论梁氏所说是否有文学色彩,然而从来人们称颂豪杰,较之李合肥苏州所为,人们难免要“怀念一下”这位壮士。其实此李非彼李。然而我们不可忽视“比例感”,洪杨之乱,生灵涂炭,我们当警觉梁氏在这里以对李秀成的个人魅力之“神话”,而氾滥“同情心”。梁氏更以“国际公约”论其社会之“内政”,恐怕要求太高。梁任公感慨“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实则历史往往也是一言难尽,常常莫名地要被“古为今用”一番。

战争结束,李鸿章转身成为一名“外交大臣”,此时朝廷已岌岌可危,内忧新起,外患尤甚。李鸿章深感国家之危机当下贫弱落后,乃极力推行“洋务运动”,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在李鸿章眼里,“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故梁以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

梁启超批评李的另一点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李鸿章的洋务,一从军事入手,以其巩固朝廷国防。二是商务,从铁路、矿业、纺织、通讯、商业、教育各方面入手。李鸿章的策略或许没有梁启超的“国民”意识超前,然以康、梁变法之思维去强求李鸿章之思想实则荒谬之极,李鸿章欲挽朝廷之困境,忍辱负重,堪称砥柱中流。其洋务思想实不愧为强国之上策也。梁氏所谓新见,最多不过“民主”之一层面,实则,科学与民主的引进,而忽视其法制与法治的传统人文精神,尤其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却被忽视。所谓民主理想同样是苍白的。

李鸿章为“卖国贼”的帽子戴了多年,说他同列强签下一系列“卖国求耻”的不平等条约。如“中俄密约”,借租土地,代修铁路等等。回首前尘,李鸿章的诸多设想和举措何尝不是今之“改革开放”之先声呢?只是时代不同,李鸿章以失败而告终。当然,我们也没必要给他来个几几开。

责任编辑: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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