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图片来源: OLIVIER DOULIERY/AFP/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成容编译）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保罗（Rand Paul），要求解雇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并声称，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据称由美国资助的功能增益研究方面对他撒了谎。
参议员：福奇负有道德责任
据《每日邮报》6月3日报导，保罗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The Ingraham Angle节目中，他声称Buzzfeed News和《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数千封电子邮件证明，福奇可能对COVID-19的开发负有部分责任。
在上个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保罗指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中国研究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但福奇告诉保罗：“你的说法完全不正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资助武汉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
6月2日，这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说，福奇负有“道德责任”，同时断言，COVID-19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创造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得到证实。
福奇在《唐龙报导》（The Donlon Report）中接受了NewsNation Now主播维特（Leland Vittert）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为美国向武汉实验室提供的一笔拨款进行了辩护。
科学家们对COVID-19的信念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理论上，即它在感染人类之前从蝙蝠自然传播到一个中间动物。关于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脱的说法被笑称为阴谋论，但即使是哈佛和剑桥等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一封信中提出，在有更多证据之前，不能排除这些“假设”。
在功能增益研究中，科学家改变生物体和疾病，以研究它们如何变得更致命或更容易传播。病毒学领域广泛依赖于此类研究。
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的福奇，否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直接资助武汉的功能增益研究。
然而，保罗对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断言，最近披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福奇承认资助功能增益研究。
保罗说：“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中间偏左的人都曾说这是一个阴谋，不可能在武汉实验室发生。现在，即使是福奇博士也说我们应该调查它。但这些电子邮件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即福奇博士从一开始就担心他一直在资助功能增益研究。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但至今没有承认。”
保罗在采访中声称，“有很多证据”表明，福奇对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的看法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
保罗说：“如果事实证明这种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看起来确实如此，那就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者，直到今天还在说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人，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科学家，我认为这很幼稚，真的应该把他从现职中拿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位于美国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了37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2014年从蝙蝠中出现的冠状病毒的风险。生态健康联盟反过来将其中近60万美元的资金分配给其合作者，武汉病毒研究所。
保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声称，福奇的电子邮件显示，他早在去年2月大流行出现时，就担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功能增益研究。
保罗说：“在他的电子邮件中，在主题栏中，他说‘功能增益研究’。他在七到八个月前就对他的私人下属承认了这一点。”
在Buzzfeed新闻获得的2020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中，NIAID首席主任奥辛克罗斯（Hugh Auschincloss）写信给福奇，讨论这位顶级传染病专家发给他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似乎质疑NIH拨款，是否资助了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功能增益研究。
在给福奇的电子邮件中，奥辛克罗斯指出，一位同事将“尝试确定我们是否与国外的这项工作有任何遥远的关系”。
当英格拉姆问保罗，福奇是否可能面临刑事罪责时，他回答说：“至少有道德上的罪责。”
福奇：电子邮件被“断章取义”
对于保罗2日接受采访时的言论，福奇驳斥了最近揭露的他在大流行病开始时被警告COVID-19可能是被“（人工）设计”的消息，并说这些电子邮件“被断章取义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
福奇还在《唐龙报告》中承认，他“不能保证武汉实验室里发生的一切”。
在这次采访之前，Buzzfeed在1日获得并公布了福奇在2020年1月至6月的3200封电子邮件，其中显示主要的病毒专家警告他COVID-19可能是在实验室中创造的，而他却公开淡化了这种说法。
福奇在采访中说：“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邮件真的很容易被断章取义，有人可以在不显示其它邮件的情况下剪掉邮件中的一句话，然后说‘根据福奇博士的邮件，他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而你并没有真正掌握完整的上下文。
《华盛顿邮报》公布的另一批电子邮件还显示，在去年3月和4月大流行的早期，他与中国的顶级传染病专家、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高福博士的关系非常亲密。
福奇说：“让我们把事情放在上下文中......。我们不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是在谈论中国军队。我们谈论的是与我们有多年关系的科学家。”
福奇随后为他与高福的关系辩护，高福是福奇“多年的同事”，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tists）的院士。福奇说：“那里的科学家，以及我们处理最初的SARS的其他科学家，几乎每年都处理流感，这些科学家经验丰富。”
福奇随后为美国向武汉实验室提供的一笔赠款进行了辩护，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美国的钱可能帮助支付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制造。
福奇补充说，武汉实验室“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验室，如果不是数十亿美元的话，也是数亿美元”的开支。福奇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拨款，是五年内60万美元，平均每年约12.5万至14万美元。”
他补充说，“我不能保证武汉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做不到”。但是在2002年最初的SARS病毒之后，“作为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我们有义务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