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帝师”王沪宁因反六四而官运亨通。（图片来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4日讯】今天是“六四”32周年纪念日。盘点一下中共现任高层领导人在1989年学运中的表现。
习近平六四时阻学生入闽串连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习近平是福建省一个地方官员。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2020年8月3日刊出“习近平在福建”专题第21篇，是当年在习近平麾下担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的陈由诚接受专访，罕见披露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六四”期间是如何处理学潮。
陈由诚指，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各地发生学潮风波，包括宁德，当时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乘坐刷有“刺眼的大幅标语”的汽车从福鼎入境福建，于是上报地委。习近平作出批示，须紧跟中央，“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陈据此在福鼎县与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面劝说学生回校，一面清洗汽车标语。他又说，其间，习近平曾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确保社会稳定。他吹捧习近平“妥善处置学潮风波。”
根据公开资料，六四事件后翌年，习近平调任福建省首府的福州，出任市委书记。
李克强“曾深度卷入六四事件”
路透社报导说，李克强比任何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更深的卷入邓小平改革年代下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抗争，这次抗争以1989年天安门抗议被军队镇压而结束。
作为北大学生，李克强结交了热情的民主倡导人士，他们当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控制的彻底挑战者。他的朋友们包括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
《纽约时报》曾报导说，当时同是北大学生，李克强跟胡平和王军涛交往，这两人是八十年代自由学生选举的领袖。据说，李克强有时候加入校园沙龙，在那里学生们辩论选举政治，西方哲学和专制统治的弊病直到深夜。
之后，李克强被党政官员哄骗放弃去国外学习的机会，还成为一个共青团干部。在“六四”后被监禁，1994年流亡美国的王军涛提及李克强，“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共同观点。”王军涛说，“许多分裂我们的问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
《纽约时报》报导说，王军涛回忆最后一次跟李克强见面，他过去的大学熟人，是在1989年5月中旬。当时李克强跟一群官员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并回到课堂。“作为一个学生，他常常说出他的想法。”王军涛说，“现在他的一些闯劲没有了。他成为一个听从上司的官员。”
“为了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王军涛说。
王军涛2004年12月30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北大风云旧友点评：胡平、张炜、李克强〉。
王军涛回忆说：“读者可能以为李克强与（胡平、张炜）他们有什么本质不同，现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其实，这至少不符合燕园读书时的李克强的形象。当年，李克强是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
王军涛说：“我与李克强相识在常代会上。他是法律系77级的代表。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会主席李林任满离职时，我推荐李克强担任主席并且很容易获得通过。”
王军涛也提及李克强在1989年“六四”时期的表现。他说：“其后，我与李克强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奋斗，来往不多。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他像北大时期一样，仍然看重思想和学识，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在80年代作为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处理过几次学潮，其风格也像当年北大一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学生绝食开始，阎明复先生在统战部抱病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我与李克强相逢，匆匆几句话交换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时期少了些独立清高的风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稳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锐，心胸也依然开放。”
王沪宁因反对“六四”官运亨通
香港媒体曾指出，中共“三朝帝师”王沪宁因为反对六四而在政坛步步高升。
有关王沪宁对六四的态度，《明报》曾报导指，1989年“六四”，整场运动集中在大学、共青团和媒体机构，当时还是“一介书生”的王沪宁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据知情者说，1989年王沪宁曾到美国访学，“六四”后还曾避居法国3个月，并无支持学运的表态。
1989年4月，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并蔓延到中国各大城市时，王沪宁同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当时复旦校园也出现绝食、演讲、游行。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寻找资深教授们签名请愿信。他们找王沪宁签名，但是他不肯。相反，王沪宁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名。
不但如此，“六四”事件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解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风。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是王沪宁公开支持，他的表现得到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赏识。江泽民正是因为这场镇压上台。
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正式收编，从此步入政坛。他被江调到北京。王沪宁的第一个职位是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来，他被提拔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从那以后，王沪宁开始炮制对共产党统治有用的政治理论。
2002年江泽民退休后，王沪宁再次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的中央书记处。他还继续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为胡锦涛服务十年。之后，他转而效忠于继任的党魁习近平，成为习的幕后人物，也是其进行外事访问时的重要随行人员。
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前中共国务院政治改革办公室成员严家祺，2019年5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严主动提起王沪宁这位他昔日的好友。严对王有知遇之恩，两人多次共同外访，没有严的推荐，王根本无法认识江泽民及胡锦涛，更遑论后来的“三朝帝师”。严说：“我也希望他听一听：让六四恢复真相，翻六四的案，六四不是暴乱，而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行为！我希望他能够为中国、香港、六四恢复真相作出贡献，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中国的问题，他个人，也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据报，严家祺心中悲痛，不只是回不了中国，更是源于悲愤中国正义不彰，源于对妻子高皋的内疚，源于毁了拯救者一生，亦源于旧友、中共七常委之一王沪宁埋没良心。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均在“八九六四”后晋升
栗战书1986年4月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作为团干部，又是在紧靠北京的河北，他同样面对对学潮的态度问题。1990年11月，栗战书升任中共承德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1988年，33岁的汪洋任铜陵市委副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1992年，他又回到省城合肥，出任安徽省省长助理、省计委主任。
赵乐际在1989年“六四”期间正在青海省商业厅任副厅长、财贸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也是负责跟进单位职工动向的职位。1991年2月，赵乐际晋升省商业厅厅长。
韩正，1987年5月任上海胶鞋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88年8月，任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90年6月，韩正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91年5月，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而1989年学运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正是藉“六四”冒升进京的江泽民。韩正后来成为江泽民的上海帮重要亲信。
综上，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过后，以上栗战书、汪洋、赵乐际和汪洋这几人均官运顺畅，应该也因为对“六四”的态度跟随中央强硬派之故。但目前没有类似习近平这样的内情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