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公安机关也搞起“大跃进”，造成巨大的人间悲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正赶上反右派斗争，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被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导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