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我为啥没有把对父母的枪口抬高一寸？（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7岁，读高中一年级。
家里兄、弟、妹妹4个，哥哥和我上师大一附中高中，弟弟和妹妹读师大二附中初中。这两个学校有不少西北局、省委和军队的干部子弟，西安的红卫兵就发起在这两个学校。
1966年8月，我所在的班上成立了红卫兵。我属于不红不黑的（有人称其“灰五类”），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也不像“黑五类”那样挨整。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红卫兵找我谈话，详细地问了我父母和家里的社会关系，我老实地告诉了我所知道的父母历史和现状，还说，父亲所在的中心医院已经给父亲贴大字报了。
这个红卫兵就提出去医院看大字报，他说，如果你父亲的大字报没有大问题，你还是可以加入红卫兵的。
一个炎热的午后，这位红卫兵和我来到中心医院。医院饭厅里拉着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了大字报，但整个饭厅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我和红卫兵一张一张地看着给父亲的大字报，印象中，父亲的大字报不多，内容大多是揭发父亲提拔、重用一些有问题的人。其中一篇说，父亲因为姓张，所以亲近、重用姓张的人，还举了三四个人的名字，这三四个人都只写名、不提姓，其中一个是“尔苍”，我看了心里想笑。其实，这个“尔苍”全名叫章尔苍，是著名的口腔科教授，和我家多年邻居。
我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忐忑：“千万不要碰上父亲”。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大字报狭小的廊道里，偏偏和父亲劈面相遇。父亲也很意外，问你来干什么？看大字报。看谁的大字报？看你的。我硬着头皮回答。这时，父亲看到了那个穿着军装、戴着袖章的同学。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
事后在家里，我向父亲解释了这一行的原因和经过，父亲认真听完，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几天，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兄弟三人真正地造了父母的反。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上午，在家里。我们买来了写大字报的白纸，我写好稿子，内容是揭发、批判父母与反动敌人外公、外婆不划清界限，甚至纵容、包庇外公、外婆继续剥削。
在我们兄弟几个眼里，当时在老家管制劳动的外公和外婆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外公有两顶帽子：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外婆有一顶帽子：地主分子。我在稿子里还抛出了一个杀手锏，就是家里存放着外公、外婆的定息存单，这是父母纵容外公、外婆继续剥削的铁证。
小时候，隐隐约约知道，外公在西安创办有正谊书店和印书馆，地点在西大街，舅舅还带我去过。当时的定息存单，可能就是这一企业被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支付给外公的固定息率存单。
弟弟用毛笔抄写着大字报，快结束时母亲下班回家了。看着家里桌子、地上铺着的一河滩大字报，母亲紧张地问：你们写什么？我答道：给你和爸爸的大字报。什么内容？揭发你们包庇外公、外婆。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一刻，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慢慢地又变成青灰。她浑身颤抖着看完大字报，带着哭腔对我们说：那是你爷爷、奶奶放在咱家的。我错了，我改，我现在就改，大字报不贴出去行不行？
说真的，我的心软了一下，对这个不想抵抗、也毫无抵抗能力的弱者产生了怜悯。我敢肯定，我们兄弟三个如果再硬一句，母亲一定会马上跪在我们面前。但同时，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大声说：这是伟大导师列宁最鄙弃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要脱胎换骨地和自己的阶级决裂，要革命，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我和哥哥、弟弟互相看了看，我对母亲说：你把定息单拿来。母亲走到她和父亲的卧室，用钥匙打开衣柜上层的抽屉锁（这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拿出了定息单。我们兄弟三个好奇并认真地看了这张万恶的剥削罪证。四指宽的定息单上好像写着外婆的名字（公私合营时，外公的身份是南京大学一级教授，外婆是家庭妇女，定息单上的名字自然是外婆了），国家核实的私股股额仅有一千元左右，每年支付的定息只有四五十元，使我在稍感安慰的同时，也略微有些失望：剥削得也不是那么多嘛！
我和哥哥、弟弟又一次地互相看了看。我对母亲说：把它烧了。用的是不容商量的近乎命令的口气。在我的心里，竟然自欺欺人地认为，烧掉定息单，外公、外婆剥削的罪行，连同父亲、母亲包庇他们的罪行，就可以从地球上消失了。
母亲好像猛地松了一口气，一点也没有犹豫地说：烧吧。我当场拿来火柴，在烟灰缸里点燃了定息单，4个人看着它在火苗里扭曲成黑色的蝴蝶，母亲的脸也稍稍有了一点血色。
接下来，母亲不出声，眼睛看着小桌上的大字报和底稿，她是在等待我们兑现诺言。我们三个把大字报和底稿撕碎、揉成团。大家看了母亲一眼，又把揉成团的大字报和底稿展开，拿到厨房的水池里点燃，再打开水龙头，将纸灰冲走。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见面都不说话。母亲几次偷偷地看我们，但我们都回避着母亲的目光，不敢看母亲。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医院的造反派就给母亲贴了大字报，罪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
接着，我们兄弟加妹妹四个，又造了一次反。
还是在家里。当着哥哥、弟弟、妹妹的面，我给老家的外公、外婆写了一封信。信中意正言辞地批判了他们的罪行，宣布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断绝一切关系，最后严正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到家里来，不许找父母，不许给父母写信，不许问父母要钱、要东西。我记得，信中的口气是豪情万丈、大气凛然，对外公、外婆都是直呼其名，不加称呼，一两页的信里，除过没有骂娘、骂猪、骂狗的粗口外，用尽了当时能想到的最革命、最严厉、最无情的词句。
信写好了，我们四个签了名，也动员母亲签了名。
当时，我幼稚地认为，只要全家和外公、外婆断绝了关系，母亲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就会减轻一些。
动员父亲签名时遭遇到了抵抗。父亲几句话就戳穿了我们这掩耳盗铃的把戏。他说：一个萝卜两头切，你政治上划清了界限，经济上又沾了光。做人不能这样。
信寄了出去。我们都不去想，居住在老家低矮土坯房里的外公、外婆，怎样颤抖着戴上老花镜，去看四个外孙、外孙女写给他们的唯一的一封信。
8月下旬，“破四旧”开始了。医院的红卫兵宣布，各家，特别是有问题的家，自己先检查清理出家里的“四旧”，几天后，红卫兵要去挨家检查。
我和弟弟从学校回来，用了两天时间，把家里三间屋子翻箱倒柜地翻了一遍，把认定的“四旧”找出来，靠墙堆放在靠大门的过道里，有近一人高。这些“四旧”主要是爷爷留下的几十函光绪和民国初年版的线装书，有整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张文襄公文稿”、“张文襄公电稿”、“清诗别裁集”等等，还有四百多张京剧唱片、叶访樵、康师尧等画家的字画、清代的名人扇面、爷爷留下的礼帽、母亲的高跟鞋等。
后来听母亲说，几天后，来家的红卫兵把家里又细细地搜了一遍，甚至还打开近一人高的台式留声机的扇门，把留声机音箱外蒙着的屏布都卸了下来，看里面是否藏着东西。最后，拉走的“四旧”有三四架子车，是医院里抄出“四旧”最多的一家。
事后，父亲多次提到他最喜爱的那四百多张唱片，我也多次想过，那几幅字画、扇面可以转移藏起来，礼帽和高跟鞋不拿出来说不定也能过关，但在当时，对于“破四旧”，家里的态度是一致的。
发生在1966年8月的这一造反事件要加两个注释：一，在学校，这四个中学生都是学业优秀的好学生。二，他们的父母既是医生，也是教师。两千年来，这两种人从事着中国最干净的职业，是社会良心和道德的最后承载者。从专业角度看，父亲和母亲都是优秀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
再一次想起妻子多次说过的“你骂毛，你骨子里就是毛”（红着脸在心里承认：中的。中国人谁不是毛？特别是男人）、“你当时可以当逍遥派呀”。该认真地问一下，在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
在那个八月，我可以找一个理由，不去中心医院看父亲的大字报……，我可以不写那篇大字报（揭发父母的大字报很多，都没有提到定息存单的事）……，我可以不给外公、外婆写那封信……，我可以不那么积极地找出家里的“四旧”……；在学校里，我可以稍微“逍遥”一些，不那么积极地批斗老师，甚至于打老师、打同学，在两派武斗中冲锋陷阵。
甚至，在那个八月的一个晚上，握着已经好久没有握过的父母的手，听一听他们的苦恼……；和哥哥、弟弟骑上自行车，去并不是很远的渭河边的老家，看一眼年迈的外公、外婆……。
文革以后的许多年，心底里顽强地隐藏着种种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我辩解，当时的追求是单纯的、是理想主义的、是非物质的，这是实话。当时，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毛思想原教旨主义者，发自内心地崇拜毛，真诚地相信“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毛如果让我死，我真的会去死。1971年初，在农村插队，听到陈伯达被打倒，曾经想过为陈自杀。甚至在1976年8月（不是10月），自己还在工厂当工人，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十载犹忆八一八”，感叹文革的夭折和革命的死亡。
但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在心中最深层，被崇高、无私、利他主义包裹着的是愚昧、狭隘、怯懦和自私。8月，红卫兵、血统论兴起，自己被踢出文革主流（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自己都是好学生和班干部），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惧怕被孤立、被边沿化，被革命洪流抛弃。班上的红卫兵抄了西安市东大街一个资本家的家，挖地三尺找出了金条，打死了资本家老两口，自己很羡慕、向往他们有这种权利。在学校，我厌倦了批斗“反动”、“右派”老师时一边倒的胜利，我希望遭遇抵抗，甚至盼望“敌人”反驳一句，瞪自己一眼，从而激怒自己，激发起对“敌人”的仇恨，使自己有一个显示革命的机会。当时，梦寐以求的是革命身份的确认，靠常识，我明白革命身份与荣誉、物质密切相关。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说文革又开始了，有人说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结束。我想说：恶魔，一千年以后也会有，我们能做到的是：识别恶魔、拒绝恶魔，不让恶魔附体，再去干伤害亲人、同学、老师和一切“敌人”的事。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念我的父亲、母亲。子欲养而亲不在，子欲诉而亲不知。爸爸、妈妈，我好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