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当时政法部门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像。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0多岁的农民对执行警察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人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3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枝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
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材料，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宁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到湟中县三合公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副市长惠普对他们说：“你们下去是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任务很艰钜。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时，你们可以先捕人，然后到局里办手续。”结果，工作组到公社不久，就决定逮捕58个人。惠普自己下乡，总是带着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他说这样做“要捕即用，手续简便”。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反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作者尹曙生，原题为《公安工作“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