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毛（图片来源：JOHN MACDOUGALL/AFP via Getty Images）
按：中共大概也知道自己这段历史太奇葩，干脆把“武装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嫁祸于所谓的“王明错误路线”。而且，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居然在红朝的教科书中消失了……
1937年，《申报》上登载了林语堂的“一夕话”，其中有这样一段：“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
近几年，这段话被网友改写成“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在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用以嘲笑被称为“自干五”的人。
而原文中提到的“武装保卫苏联”和“支持外蒙独立”这两个匪夷所思的口号，确是红朝不愿提起，而且刻意歪曲的。中共前党魁陈独秀还因反对此口号被开除党籍。
中东路事件
所谓“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因此也称谓“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俄国政府为了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我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除独揽铁路经营权外，还取得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沿线俄国驻军一度高达十余万。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今大连）一段被日本夺走。
1917年的所谓十月“革命”后，苏共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放弃俄国在中国“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弃俄国“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但这不过是苏俄内乱无暇东顾的讬词。此事后来被亲共分子以及红朝“神化”为苏俄对华友好，那是纯粹的胡话，事实上苏俄不仅没有归还过任何领土主权，反而又在1921年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不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利用俄国内乱这一有利时机，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关于中东铁路规定：“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车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并“允诺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1924年9月，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地方政府又和苏俄签署了《奉俄协定》，又将中东铁路归还期限缩短了二十年。
但苏俄不守协定，独吞铁路盈利。张作霖对此极其不满，拒不交铁路使用的相关费用，并拘捕了俄方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事实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因张作霖严重威胁苏俄利益，苏俄特务部门制定计划两次暗杀张作霖。俄国作家普罗霍罗夫据此撰写了《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但是中共却不承认。
1928年7月4日，苏共第二次暗杀计划成功，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并且把这个黑锅扣在了日本人头上。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东北当局开始驱逐苏俄驻扎人员，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各项权利。这一举动也可以从侧面印证究竟是谁暗杀了张作霖，张学良当然知道谁是真正的杀父仇人。1929年5月，张学良陆续关闭苏俄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逮捕总领事。
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持续不断的收回权力与“改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正处在与列强紧张谈判中，对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铁路积极支持。蒋介石公开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国内的各派军阀也一致支持张学良，在民族大义的方向上，让人无话可说。
但是，张学良是个什么人呢？他后来在中共蛊惑下发动西安事变，绑架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使几乎灭亡的中共逃过死劫，并趁日本侵华发展壮大，因此在49年后被红朝“神化”成了英雄。可是，究其实，他不过是个守土无方，败家有术的公子哥。在处理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犹豫不定，备战不足，为一败涂地埋下了伏笔。
恼羞成怒的苏俄于7月宣布断交，并于8月组建特别远东集团军约8万人，配备飞机、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准备进攻中国东北。
而日后把自己标榜为民族救星的中共此时做了什么呢？
中共“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发电要求中共“加紧中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同时中共还“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共产国际在列宁当家后，就是苏共的傀儡，全世界的共运组织都接受其经费维持运作，组织上都受苏共操纵或直接领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无论组织上、财政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华势力”。
中共中央在7月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忽悠民众“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宣称“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哈尔滨的工作要特别布置”，并指派刘少奇到哈尔滨“布置并指导为中东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接着，《红旗》等中共党刊又发表了一系列拥苏反华的文章，宣称“在中国境内建筑”的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甚至不知廉耻的煽动民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
这种明显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行为，连当时被剥夺领导职务的中共前党魁陈独秀都看不下去了。陈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称这些行为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指控”陈是“反苏”份子，并很快通过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小编注：若党徒的人性高于“党性”，自然为“党”不容）。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在发给中共的命令中扬言：“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马列教莫斯科总教的教主发了话，中共这个地方分支岂敢不听？
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头目率先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宣称“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把中华民国捍卫主权的行动污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共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东北的战争。苏俄甚至承诺每月供应3千万卢布，派当时在共产国际学习的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直奔东北，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人，组建义勇队，直接参加与东北军的战争。
在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并在东北布置好内应后，1929年10月12日，苏俄共军大举进攻中国。
10月26日，斯大林直接电令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月来信”。
中共接到主子命令后立即行动，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其后不久，中共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正面是装备和人员素质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苏俄共军进攻，背面是马列黄俄匪帮的祸乱，再加上败家子张学良战和不定的草包指挥，东北军节节败退。俄军以极小的代价相继占领绥滨、满洲里、海拉尔等要地。
1929年12月22日，张学良被迫派蔡运升为代表，在伯力与苏俄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状态。对此“议定书”，南京国民政府称为“伯力会议记录”，并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对此不予承认，并将谈判代表免职。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苏双方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25次会议，但国民政府始终不承认这份“和约”。
结语
1949年后，红朝大概也知道自己这段历史太奇葩，干脆把“武装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嫁祸于所谓的“王明错误路线”。而且，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居然在红朝的教科书中消失了……而且还不时的抗议日本人篡改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