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0日中国中部河南省郑州市暴雨后人们涉水走过街道（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7月27日讯】郑州洪水无疑给这座城市涂上了黑暗的色彩，据官媒报道，至今已有50人死亡，但相信随着京广隧道的清理，这个数字将会快速上升。京广隧道有六公里长，六个行车道，预计有成百上千的车辆被堵在隧道里面。洪灾正向郑州以北的地区转移，焦作等地面临重灾威胁。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目前河南境内三十多座水坝的蓄水超过警戒线，其中十多座水坝面临溃坝。官方正在不断地向民众灌输一个观念，这场洪水根本非人力所能为，因为它是千年一遇，甚至是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但民间大多数民众认为，这场突然起来的洪水主要是人祸所致。事实上，如果我们将郑州的洪水与武汉的新冠疫情相比较会惊人的发现，它只是武汉悲剧的重演。
第一、灾难爆发前掩盖信息
据披露，当地气象部门在20日已连续发出七次大雨红色警告，郑州政府应该知道会出现洪涝灾害，但直到20日夜晚，党媒都在大量报导欧洲洪灾幸灾乐祸，民众除了微博几乎看不到郑州当地的灾情报导。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至少两处水库无预警泄洪。
网上一份“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内部明电”明确载明：7月20日，由于常庄水库坝后坡在125高程处出现管涌险情，因此水库正在泄洪。同时，为了保障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索河退水闸也开始大量泄洪。诡异的是，郑州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郑州发布”在21日凌晨1点就发出通告，说常庄水库为了缓解防汛压力，早在7月20日早上10:30分就开闸泄洪了。截至当晚21:34分，常庄水库水位已经回落了70厘米。有网友质疑，既然早上10点半就已经开始泄洪了，为什么官方要等到14个多小时以后，在大量惨祸已经发生后才公布泄洪的通知？而更为离谱的是，《人民日报》也是等到20日晚上10点半才引述郑州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知说，将于20日晚上泄洪，请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做好准备。
郑州洪水与常庄水库泄洪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有分析人士指出，“郑州虽然地处平原，但整体地形恰恰就是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常庄水库一旦泄洪会顺着孔河向下汇入到贾鲁河，而贾鲁河是淮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新密市，向东北进入郑州市，一直走到市区北郊再折向东流，进入中牟县境内。”
综上可见，郑州政府是知道常庄等水库泄洪会给郑州市带来洪灾的，但他们没有向市民预警，也没有做任何防范预案，而是坐等灾难的发生。这令人难以理解的一幕也曾发生在武汉疫情期间。
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肺炎病例被发现；12月30日，武汉肺炎被曝光，内部文件被网友披露在互联网上；1月1日，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散布所谓疫情谣言被武汉公安机关追究；12月9日，卫生部专家组赴武汉，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不强，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确诊病人仅为45例；1月1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称，武汉肺炎病毒肯定人传人感染；1月21日武汉官媒高调宣传武汉喜迎农历新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观看了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国家卫健委和湖北、武汉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众隐瞒疫情并刻意散布欺骗公众的虚假信息。他们明知，武汉各医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经人满为患、诸多医护人员中招感染、病毒来势汹汹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却一直昧着良心在发布的通告中造谣说“没有新增病例”、“未见明显的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第二、决策高度集权
既然郑州市政府知道灾难会发生，为什么不向社会预警呢？这就涉及中国极权制度的决策弊端了。中国重大社会灾难事件必须经过层层上报程序，地方政府无权决策。可以猜测，郑州政府把灾情及处理预案上报给省政府，省政府上报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报给习近平。但习近平一时拿不定主意，批转李克强请水利专家拿出建议。待专家提出建议，洪水早就将5号地铁线和京广隧道淹平。但这个悲剧不早就在武汉上演了吗？
去年1月26日，武汉因疫情封城后，央视记者采访了市长周先旺。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必须有授权，我才能披露。周市长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疫情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公不公布。可是这件事太大，国务院要请示党中央，党中央没有发话，也就是习近平没有表态，所以无法公布疫情，也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月20日习近平发出了最高指示，武汉市政府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一句话，习近平耽误了信息公开和防疫工作的进行。
第三、错乱的应对
既然，郑州政府不能向市民预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发生，那么神奇的中国举国体制和现代化治理能力是否又能扭转乾坤呢？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加重了灾难。就说郑州地铁5号线吧，为什么不能及时停运、疏散乘客呢？水也不是地震，不可能瞬间淹平地铁线。
郑州市区在下午3点的时候，大街上已经有大量公交车和私家车因为洪水暴涨而瘫痪。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停运地铁、对低洼地带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紧急疏散相关民众等等安全措施，应该说已经是不二选择。但奇怪的是，相关部门居然毫无动作，甚至在一个多小时后的5点钟出现了201毫米特大暴雨，郑州的地铁仍然在继续运作中。直到又一个小时过去，5号线的乘客不断发出受困求救信息，官方才正式下令停运地铁。
为什么郑州地铁营运部门要坐等惨祸发生呢？我的看法是官员无人负责，谁也不愿承担停运的责任，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现象在武汉疫情期间表现得很充分。当武汉疫情已经再也盖不住了，成千上万的武汉民众惊恐哀嚎，医疗系统瞬间崩溃，整个城市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时，惊恐万状的“人民领袖”和“伟大舵手”情急之下，强令武汉政府封城隔离。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着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一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举国体制的无比优越性和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郑州洪水和武汉新冠疫情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脆弱。
第四、洗脑宣传
面对洪水惨祸，郑州政府开动了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洗脑。郑州当地的气候专家声称郑州经历了“千年一遇”的大暴雨，河南省水利厅专家称“超5000年一遇”。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1951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拥有完整的气象记录，到现在为止数据记录历史也就只有70年的历史，所以，所谓的千年不遇，百年不遇的说法纯属忽悠。
有分析人士指出，郑州洪水事实上还不如46年前的“75・8暴雨”猛烈。1975年8月4日到8日，暴雨中心降雨量达1,631毫米，而5日到7日这3天内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3毫米。
“我们对比一下这次的郑州暴雨，19日晚8点到20日晚8点，24小时单日降雨量为552.5mm，只有“75・8暴雨”的一半；17日晚8点到20日晚8点，三天的降雨量为617.1mm，只有“75・8暴雨”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在武汉疫情期间，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称：“抗击疫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只是其中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使命。”她说，在疫情期间，自己写了200篇报道，90篇内参，平均一天写5篇文章。
但廖君的勤奋并没有赢得武汉人的赞美，相反他们很愤怒。为什么呢？廖君有三篇重磅报道被人们记住了，它们是：2019年12月31日，《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店铺多数正常营业》；2020年1月1日，《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1月3日《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这三篇报道，后来被证实都是不实消息，严重误导了公众，使得社会对新冠肺炎疏于防范。
综上所述，郑州洪水是武汉疫情悲剧的重演，其实又何止是中国呢？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直到事故发生一周之后，苏联政府意识到盖子捂不住了，这才开始大范围撤离民众。由于官方的隐瞒和谎言，数十万百姓被搁置在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辐射量之下，被照射了整整一个星期。所以，郑州洪水和武汉疫情悲剧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无能和麻木不仁，而是中国极权制度使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岂止饥荒，也包括洪水、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尽管民主国家不可能幸免灾害，但其发展为人祸的概率很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