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可以透视邓小平的真面目，图为邓小平（左）和金日成（右）。（网络图片）
邓小平上台伊始便于1981年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对为邓打倒华、汪提供了“炮弹”的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学生、民众大开杀戒，杀的杀、关的关、判的判，将一场为中国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民主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因为邓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国实现之日，便是他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末日来临之时。一旦在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不可避免的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对邓及其中共领导帮伙数十年来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声讨和审判。
邓上台后面对国内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民怨鼎沸的严重社会局面，邓采取了两个重大的行动：其一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与中共统治集团的尖锐矛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不顾中越人民长期的传统友谊，不顾中越人民的死活，悍然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造成中越双方军民的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据透露，仅中方伤亡的军民达十余万人），邓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成功地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
其二是，邓面对行将崩溃的国民经济、被中共统治集团搞得极度贫穷困苦的民众，邓意识到如果继续按照毛及其帮伙过去那样无法无天地乱搞下去，邓和他的帮伙的统治必将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推翻。加上邓上台后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观访问，面对数十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声称为“万恶的”、“腐朽没落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裕祥和的社会、文明而有教养的民众，这一无情的现实使邓及其帮伙近卅年来长期自我陶醉于建国卅年来虚无飘渺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头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成就，也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从事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潜力（令人遗憾的是，邓及其帮伙和后来人并未意识到：只有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尊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现代法制社会，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其正面的巨大潜力；而一个极权社会引进市场经济，除了在短时期内可以使其经济得到畸形的发展之外，还必将导致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严重后果）。
面对国内外对比鲜明的无情现实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共极权政权，邓力排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提出了以引进市场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在这一点上确实比毛、刘、周……等要高明，邓在共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敢于置共党多年来一直奉为经典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教条于不顾，提出并实施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可以看出邓是一个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及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邓之所以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政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挽救和继续维持共党在中国的独裁统治，而不是为了为普罗大众谋取福祉，这就是邓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顽固地拒绝实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邓口头上也声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不过是为了迷惑国内外民众的做秀，邓从未打算认真实行过）、不实行民主、不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实行平等、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因。
邓将市场经济这一优良基因殖入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的母体中，必然会孕育出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上的畸型怪胎。邓因此被共党及其御用吹鼓手吹捧成英明、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罪恶累累、祸国殃民的毛被吹捧成英明、伟大、一贯正确的舵手何其相似）。
邓的改革开放究竟英明在何处？有人说是邓的改革把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给了农民、准许私人工商业存在是多么英明的举措。其实土地私有、私人工商业的存在，这些在共党上台之前不仅在中国早已存在，而且在全世界也已存在了几千年，邓只不过把被他们自己“解放”后违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在某种程度上改了过来罢了，这也算得上“英明”吗？至于邓提出在蛇口等几个沿海口岸设立经济特区，这一被中共及其喉舌吹捧上天的邓的英明举措，不过是拾台湾蒋经国先生的牙慧而已。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蒋经国先生便率先在台湾的高雄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经济特区”的发明专利应归首创的蒋经国先生，而不是邓小平的英明首创，邓只不过是剽窃了蒋经国先生的“出口加工区”的实质，贴上“经济特区”的标签的仿冒伪劣产品。在这方面硬要说“英明”的话，那这“英明”二字也只有作为首创的蒋经国先生才配享用。
至于邓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这一方面也比台湾晚了近卅年，台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诚主政台湾行政院时，国民政府便以和平的手段，即由政府出资（以股票的形式）收购地主自耕外多余的土地，转让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其名为转让，实际上转让的钱政府从未向得地的农民收取过）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更何况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也不是邓最早的主张。邓复出后一直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包括土地在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为了生存才冒险将小岗村的土地私下分到个人，结果立竿见影生产马上上去，不仅小岗村民人人都能吃饱饭，而且有余粮上交国家，小岗村的做法不仅周围的农民、生产队争相效仿，而且得到凤阳县领导和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小岗村分田到户不仅使小岗村民人人都能吃饱饭，而且还有余粮这一事实，对于解放以来长期处于饥馑状态下的中国农民具有不可遏制的巨大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结束后，当局对内控制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所以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单干”风不胫而走，这股“单干”风很快便刮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极端贫困的农村，纷纷置中央文件和各级地方政府一直坚持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教条于不顾，自发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结果立竿见影这些过去长期依靠政府的“返销粮”维持农民生命的贫困地区，都能实现粮食自给有的还有富余，成功地替共产党解决了共产党折腾了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粮食问题，面对“分田到户”如此显著的效果、面对“文革”后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面临“文革”后急需安定的社会，和已经形成的不可扼制的袭卷全国的“分田到户”的潮流，一贯反对“分田到户”的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最后才被迫羞羞答答的发文件“追认”这一做法，不过把“分田到户”实行“单干”冠以“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名称记在邓小平的“功劳簿”上。实际上“分田到户”实行单干使中国农民摆脱数十年来饥馑的困挠、改变中共在农村造成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如果可以说是一种功劳的话，那也应当把这一功劳记在冒着坐牢的风险的首先实行“分田到户的”小岗村村民和默认、支持他们的凤阳县委、地委和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的名下而不是邓小平的头上。
至于另外一个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专家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光环，即所谓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并在全党、全国展开了一场对“实践是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在全党、全国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开展了对华国锋、汪东兴所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批判。
事实的真像却与此大相迳庭，原来1977年，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时（胡实际上为中央党较的主要负责人，而校长华国锋并不负责中央党校的具体事务），中央要求胡在中央党校搞出一本党史教材，当时胡对党校参与编写党史教材的人员提出的两项编写要求之中有一项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鉴于当时华、汪坚持“两个凡是”的客观环境和当时胡的认识水平，胡提出的另一项要求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经过和中央党校教师们的不断相互探讨辩论，最后胡与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胡福明……等达成共识，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中央党校的胡福明教授执笔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文稿，经胡耀邦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定稿。顶着“两个凡是”在当时的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巨大压力、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全文在中央党校较刊《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大主流媒体先后转载，从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文的实质是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否定，而一贯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放的邓小平此时发现，这是打击并且彻底打倒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华、汪，实现自己“太上皇”梦想的天赐良机，于是利用自已的权力和靠欺骗得来的声望接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大肆攻击华、汪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搞得华、汪……等人声名狼藉。
在达到打击华、汪……等“凡是”派的目的之后，邓终于露出了自已全面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的本像，在1979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最后阶段，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告中，邓公然提出要顽固坚持的那四项早已被实践证明了是导致中国近数十年来一切巨大灾难的根源的所谓基本原则，那就是：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不允许别人用实践来检验它，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极端错误的、祸国殃民的原则，邓刚刚利用从胡耀邦他们手里拿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把华、汪……等“两个凡是”派批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之后，为了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为了维护中共领导集团的根本利益，邓不顾党内外群众的反对，竟然抛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客观真理，悍然提出被国人戏称为“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把由于胡耀邦……等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开展的讨论，给党内外刚刚萌生的一点点民主气息一扫而净。因为邓清醒地知道中共所做的一切、中共的领导成员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如果中共及其领导集团真的让实践来检验，那么，检验的唯一结果必然就是：中共及其领导集团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到1980年底，被邓小平利用从胡耀邦手里拿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重创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领导人最终被邓联合党内那帮老奸巨滑的元老们彻底搞下台，实现了邓当“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梦想。
所以说首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开启了党内外思想解放先河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那些教师们。要说功劳的话，这一功劳应记在胡耀邦私中央党校的教师们的名下，邓小平不过是利用《实》文在党内外引起的一场有关真理的大辩论极力攻击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领导人，直到1980年底将他们彻底搞下台，从而扫清了邓走向个人集权独裁的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了自已篡党夺权的卑劣个人目的。
所以说邓不仅没有开启“思想解放”的先河，反而在党内外思想刚开始解放的1979年3月逆时代潮流而动，公然提出恶名昭彰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使它成为禁锢党内外思想的不可逾越的新的教条，在这四项新教条的桎梏之下，三十余年来“思想解放”不仅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连1978年前后都不如；“政治体制改革”更只是成为一句中共当局经常挂在嘴上以蒙骗国内外视听的一句空话，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邓上台成为没有虚名的大权独揽的太上皇之后，除了在1981年开展了一场“反自由化运动”打击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民众之外。又在1983年开展了一场“清除清神污染”运动，矛头针对从国外传进来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和宣传这些观念的知识阶层人士，在邓发起的这两场运动中，许多学生、知识份子、市民惨遭批判、监禁、劳教、开除公职，有的被迫流亡国外。
邓倡导的改革开放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致命错误，他居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体制。而要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保障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权力和利益不受侵犯，必须建立一种各种权力、利益互相制约互相保障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建立在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基础之上，能充分保障个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的多党议会制民主政体。只有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能得到正常有序的发展，它的种种弊端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才能得到不断的改善与进步。
邓试图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即在引进市场经济、准许私有经济存在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持并强化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继续维持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营垄断经济（邓将此类经济视为其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经济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经济上的双轨制，从而导致了物资、商品价格上的双轨制，于是出现手握大权（主要是物资、商品的分配、调拨、审批权）的官员和国有资源的垄断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官商勾结进行官倒，导致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高干子弟、国有企业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弟亲友，和少数与他们有关联的不法商人手中。邓对此美其名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眼国内，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之中，几乎无一不是手握重权的官员、国营垄断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友（据有关报纸的统计：在全国三千二百多个亿万富翁之中，仅高干子弟就占了二千九百多个），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中几乎没有无任何背景的平民百姓。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国家听任大批国营中、小企业、社队企业、街道企业倒闭，不仅造成大批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工人、职工失业（当局称之为：下岗），而且在出售这些工厂、企业的时候，这些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以各种不同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这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这些人手中，使他们也挤身于“先富起来的人”之中。这样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权贵、新富们醉生梦死、滥用权力、贪赃罔法、欺压民众；另一方面，下岗工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衣食无着、民怨鼎沸、社会矛盾加剧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邓去世前虽一再实施严打也无济于事，到现在更发展到当局动辄就出动公安、武警镇压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翘首以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却遥遥无期，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当局怂恿一些无耻“专家”（被民众称之为“砖家”）、“教授”（被民众称之为“叫兽”）炮制出所谓的“国情论”来否定人类的普世价值，鼓吹唯有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独裁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就会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唯一道路。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的市场经济与共产极权统治相结合产生的这个政治经济上的畸形怪胎，已经发育成一个少数人暴富、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官员横行不法、民众备受欺压并陷入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经济畸形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上的巨大怪兽。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