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愿意惹恼对手的羽毛”，赢得习近平对他能履行职责的信任。（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过去几年，国际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外交官的语气越来越严厉。这些以中国电影大片命名的“战狼”外交官们，以其民族主义言论和精心策划的长篇大论闻名。许多关于他们的文章指出，他们的表现与其前任在2000年代初期的行为截然不同。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就是这种趋势的例证。尽管在美中关系方面几乎没有直接经验，他似乎同样成功赢得了习近平对他能履行职责的信任，这要归功于他“愿意惹恼对手的羽毛”，并尽力确保中国得到美方最大的尊重。
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在他的新书《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中探讨了“战狼”现象，该书基于一百多本中国回忆录和数小时的采访。马丁说，战狼外交官的浪潮的形成，是历史认同、民族主义自信和职业姿态三者结合的产物。
经过几十年的内战、欧洲的干涉和日本的侵略，1949年中国大陆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统一了。毛泽东任命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周恩来领导新政权的外交部（MFA）。由于统一之前的大多数外交官都去往非共产主义的台湾寻求庇护，周恩来用农民、大学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退伍将军组成了新的外交使团。
在将成为中国新外交官第一次聚会上，周恩来概述了中共事业的精神，他说：“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从军事斗争到外交斗争，不过是改变我们进行冲突的战线罢了。”
在很多方面，周恩来堪称当今“战狼”的鼻祖。他定下的范式将指导和激励中国外交官数十年。虽然多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在“和谐参与国际活动”跟“表现激进的民族主义”两种路线之间不断切换，但周恩来的口语——“文装解放军”深刻塑造了历代外交官的身份定位。
马丁还讲述了“战狼”外交官依靠这种身份定位来引导自己度过中国崛起的动荡时期的故事。一位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写到，“尽管我们没有穿军装，但我们一直用这一原则指导我们的工作。”多年来，中国外交官一直在呼应周恩来的宣言；外交使团以身着文装的解放军身份赢得了荣誉和威望。今天，这种身份定位仍然给他们带来信心和能量。
周恩来确立的历史定位促成了战狼外交形成的第二个因素：中国民族主义信心的复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即使撇开外交官的身份不谈，中国近年来总体上采取了一种自信的民族主义语调。无论是中共官员的讲话、解放军白皮书，还是党报《环球时报》的社论，它们都明显转向了更加自信、斩钉截铁的语气。
马丁认为，这种复苏的催化剂发生在2008年，当时的中国观察家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视为长期衰退的迹象。美国的缓慢复苏、中东困局以及今年美国国会暴动更加强化了中方的这一印象。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一流军队的建设以及国际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共领导人不禁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
自然，他们希望中国外交官在国外传达这种信心。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肯定和认可。当其他国家拒绝肯定——或批评中国的政策时，习近平期望外交部坚定地为他辩护。
赵立坚和华春莹等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向民族主义靠拢，因对外国记者大胆出格的言论和推文而走红。在某些方面，这些民族主义言论更多地是为了吸引国内观众，而不是促进实质性的外交成就。像杨洁篪和王毅这样的高级外交官助长了这些严厉的措辞；否则将面临公众舆论和官僚系统谴责。
正如马丁所指出的，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2000年代初期，当中国的外交官在西方国家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奔走时，中共领导人经常批评外交官们不够民族主义。外交官会在信件中收到钙片，大概是为了加强他们虚弱的脊梁（原文如此）。
到现在，外交使团已经完全认同了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态度——外交部的领导层对此予以鼓励。“你们是在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加入外交队伍的。……我们的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建成一个世界强国。”王毅外长在2013年对外交部的新干部们说，“现在，历史将把最后一棒交到你们的手里。”
中国的战狼外交官们相信他们处于属于中国的世纪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态度和语气反映了这种自信。
中国外交官使用“战狼”路线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职业性的。他们在充满挑战的官僚环境中工作。中共政府，与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使用非同寻常的措施来阻碍官僚人员的独立性。马丁举例说，外交人官强制实行“搭伙制”：他们很少单独参加会议，必须有另一名外交官在场，以确保另一位外交官保持党的路线。
该系统抑制了成功外交通常所需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外交官很少被赋予自由谈判的独立性。相反，为了遵守像解放军一样严格的外交纪律，中国外交官通常会重复预先批准的谈话要点。这种行为通常被外交对方看作是无理霸陵，并肯定是无效的。
由于外交官不能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角色和对他们的期望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僵化结构把他们的精力从提高外交技巧转移到能博取上级青睐的“战狼”言辞上。正如马丁解释的那样，对中国外交官的激励结构已经完全改变。能让他们获得职业发展的不是高超的谈判技巧，而是对西方国家的不屈不挠的强硬语气。
这种反常的激励结构产生的不是熟练的外交官，而是一大群宣传喉舌，最终变为国际上的强烈反对。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在瑞典公共广播电台威胁说：“我们以美酒待朋友，但对敌人，我们有猎枪。”这一评论引起了瑞典政界人士和国际观察员的强烈谴责，但在国内却给到他赢得称赞。
最后，外交部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机构。解放军一直是最受中共领导人关注的组织，而外交部外交官则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机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的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和王毅“离习近平的核心圈子很远——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寻求父母的关注一样，他们抨击外国以获得习近平的青睐。
在今年6月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呼吁官员代表国家树立“可爱可信可敬”的形象。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反对声和最近中国全球好感度的下降，习近平可能希望遏制外交官们的“战狼”行径，来描绘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中国。然而，习近平指示的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上的改变。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中国外交使团的基本结构及其不正当的激励措施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战狼”们是否会销声匿迹还有待观察，但马丁认为，中国外交活动的根本属性相当一致，未来也将保持如此。
